清末商会与辛亥革命(5)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朱英 查看：
更为严重的是，经费的拮据还导致同盟会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分裂，使革命阵营内部暗藏着的分裂危机日趋尖锐。1907年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掀起的第一次倒孙风潮，虽有其深刻背景，但导火索无疑即是起于经费问题。1909年，陶成章也因向孙中山索取经费不成，遂率一部分江浙革命党人开始独自经营，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并对孙中山施以人身攻击。
其次，在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革命党人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由于商会对革命持反对态度，广大资本家也随之站到革命的对立面，革命党即因得不到商会和广大资产阶级在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很难在国内公开立足，更谈不上赢得一个比较广阔的地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结果必然导致起义军无法应付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这也是革命党武装起义屡次受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由于缺乏根据地，所需军费枪械主要依靠临时从国外或港、澳输入，为利于接济，孙中山等人发动起义的地点只能选在濒临边境之处，并且大多限于广东及桂、滇等省，于是复又引起内地长江流域革命党人的不满。一系列起义失败后，更进一步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这些对革命的深入发展无疑是相当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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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早就处在动荡之中的政局进一步失去平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断裂趋势。在汹涌的革命浪潮冲击下，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社团组织都不得不重新调整政治态度，以求在动荡中保全自已的利益。因此，商会对待清王朝和革命的政治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全国而言，只有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商会继续公开反对革命，其他各地区的商会则大都不同程度地相继转为默认或支持革命。商会的这一转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实则是出于无可奈何的被动选择。
最早面临这一选择的是汉口商会。首义枪声打响的翌日清晨，革命军胜利的旗帜即飘扬在黄鹤楼的上空。但在闻讯武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消息后，汉口商会并未即刻态度鲜明地站在革命一边，甚至还考虑继续协助封建势力维持原有反革命秩序。当从武昌署衙狼狈逃出的湖广总督瑞澂躬临汉口商会，央请设法作苟延之举时，其领导人即拟依其所请举办团练，只是紧接着又接到革命军措词严厉的照会"谓各团保安会，只可防火，不可用军装相抗，违则严究"（《辛亥革命》（五）第192页；（七）第6页。），这才经过权衡转为支持革命军。
至于其他地区商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在武昌起义急剧引起的社会动荡面前，起初则似大祸降临，无不惊慌失措。当时，各地钱业一片倒闭之风，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在此情况下，所有商会最先考虑的并非附和革命，而是乞清官府赶紧饬拨现洋，缓解迫在眉睫的金融风潮。有的商会为此召开十多次专门紧急会议。分别呈文各级官府，字里行间不无告哀乞怜之意，对革命则无丝毫赞许之情。其次，不少商会唯恐革命给资产阶级的身家财产带来损失，因而迫切希望保持原有秩序。很多商会的商团，就是在此时正式建立起来的。有的商会一方面派出商团日夜巡逻，严防所谓的"滋扰",另一方面则"以省城人民财产，以及全省商业关系甚巨"为由，请求官府增兵梭巡，保全地方治安（《辛亥革命》（五）第192页；（七）第6页。）。很显然，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除首义之区的汉口商会迫不得已在次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外，其他商会都未曾马上流露出脱离清朝，归附革命的迹向，而是仍然耽于资本家的利益得失，这种表现是与中国资产阶级的畏怯软弱性格相吻和的。
促使多数商会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是革命进一步发展而成沛然莫遏之势，其领导人眼看旧的秩序无以维持，清朝寿终仅在指日，方始从权应变。所谓"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为保持永久治安"（《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30页。），实乃商会之所以重新选择政治依靠的真谛所在。正因为如此，各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程度和阶级力量消长变化的不同，对商会政治动向是否转变以及转变到何种程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革命党力量较强，并发动武装起义的武汉、上海、宜昌、重庆、长沙等地，商会采取了支持甚或参与策划起义的激进态度；在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苏州、广东（广东革命力量本不薄弱，只是因黄花岗起义失败而分散）等地，商会主要是鼓动和平独立；而在封建势力未受到革命冲击而相对强大的北方，商会则继续与封建统治者沆瀣一气，反对革命。
需要指出，强调商会政治态势的变化，乃革命形势发展使然，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一转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论是支持革命党起义，还是从事和平独立，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地声援了革命，进一步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反动统治，因而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有两点也不应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