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会与辛亥革命(4)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情况则与其截然不同。中国商人不可能靠发达的对外贸易起家，只能在清王朝的压抑之下和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因此革命前的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英法那样带垄断色彩的商业贸易公司，也没有形成实力强大而又特别集中的商人集团。由于相比之下经济实力十分有限，因而也就不可能对清王朝形成最致命的威胁。如宣统三年清政府财政预算总收入为296,900千两，其中商人缴纳的厘金收入是43,000千两，仅占9.43%（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论会论文集》（上）第129页。）。可见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尚未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纳税等级，其生存发展不得不依赖于封建统治者的惠顾，故此十分软弱，缺乏果敢反封建的魄力。

　　英法专制政权和清王朝在工商业政策方面的不同变化，对英法和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政治态度的差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专制政权，在革命前的较长时间里一直实行重商政策，而到革命形势成熟时，却一变而为困商扰商，从而激起商人的强烈反抗。清王朝所施行的工商业政策，前后演变则恰恰相反。清初，满族统治者集近两千年来"重本抑末"之大成，奉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终19世纪，清朝横压商人的清规戒律仍一以贯之，始终未变。但到20世纪初年即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却改弦更张着手推行"新政",破天荒地打出奖励商务、振兴实业、维护利权的旗帜，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工商业者的法人地位，这对长期遭受摧残的商人来说无异于一副麻醉剂，似久旱盼来云霓，更进一步增添了对清王朝的幻想和依赖。

　　另外，在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内部，相对而言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又是与封建主义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钱业、票号和典当业商人。其所经营的均为旧式金融行业，辛亥革命前性质虽有所变化，但其生存发展仍同清王朝和官僚有着某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票号，与清王朝关系如胶似漆，其赢利之多寡同清王朝统治的盛衰紧密相关。如势力最大的山西票号，1911年前后即因清朝的灭亡相继有26家宣告破产，从此一蹶不振。钱业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调换了在苏州担任都督的旧官僚程德全，当地钱商唯恐失去了这一靠山，慌忙不迭地表示："如都督一变，则苏州之金融必变；苏州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金融必变；各府州县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商民如婴儿之失乳，如游鱼之失水，不能不相胥而变。"（苏州市档案馆存档："苏州商会档案第305卷。）寥寥数语，和盘托出了他们对封建势力难分难舍的深刻经济根源。

　　然而，恰恰是这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中妥协性最大的钱、典、当等行业的资本家，在许多商会中占居重要位置，控制了绝大部分领导权。例如，苏州商会从1905至1911年共选举了七届总、协理，钱庄商董吴理杲即连续四届出任协理。另曾担任总协理要职的倪思九、张履谦二人，也分别为钱商和典当商（据"苏州商会档案"第18、68、19、391卷各届总协理董会员名册。）。沈阳商会自成立到1911年，先后出任总协理的7人当中，有4人是钱业商董（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长沙商会的第一任协理、第二、三任总理陈文玮，也是发迹于钱业的富商（见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46页。）。在各大城市商务总会的会董中，钱业，票号及典当商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从《华商联合报》中，我们查到1909年下列商务总会所选会董的总人数和所属行业：上海商会总共21人，其中钱业2人，票号业3人；杭州商会总共21人，钱业占7人，典当业2人；江宁商会共30人，钱业有5人，典业有3人；九江商会共12人，其中钱业6人，典当业1人，占总数一半还多；汉口商会共36人，钱业9人，典业1人；吉林商会共28人，钱业占12人。如果与其他行业的代表相比较，钱业、票号及典当业所古比重无疑最大。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商业资产阶级的主干是大量的中小商人，而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与封建主义关系最为密切、妥协性和保守性最大的钱、典及票号业富商。因此，他们难以象其英法革命时期的西方前辈那样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比较坚决的斗争，常常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缺乏应有的起码革命素质。清末商会之所以普遍支持立宪而疏远和反对革命，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这样一个软弱保守的阶级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关于商会这一政治表现给革命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迄今未见有文论及。笔者认为，其影响之深刻是不应忽视的。

　　首先，由于商会从未动员工商业者在财政上向革命提供援助，因此革命党始终无法摆脱经费极度匮乏的困境，多次武装起义都因之遭受挫折。在国内得不到起义所需经费及军械的情况下，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只有飘洋过海向华侨募捐，并求助于外国政府的支援。1900年的惠州起义和1903年的洪全福起义，革命党人即将军械的供给寄希望于日本政府和外国洋行，结果临近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却希望落空，致使原订计划无法施行。孙中山事后曾沉痛地分析一系列起义"皆未能一达目的，无非财力之不逮，布置之未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04页。）。1908年以后，革命党准备酝酿更大规模的起义。为此，孙中山不辞劳苦奔走于欧美各国之间，舌敝唇焦以求资助。但"绕地球一周，所经五、六国，所图之件尚未达最终之目的"（《总理全集》（三）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