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会与辛亥革命(3)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朱英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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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商会领导和参加了一系列反帝运动，表现出较高的爱国热情。但是，其对革命的态度却十分保守。当时，除有极少数商会领导成员以个人身份与革命党建立联系外，各商会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革命而支持立宪。
令人深思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为什么不仅得不到象商会这样有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团体的支持，相反还会遭其反对。对此，已有一些同志作过各种说明，但均未从其经济结构与阶级构成特点方面加以探讨，本文将就此提出些新的看法。
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即已产生。但由于沦为半殖民地深渊，依赖从国外引进移植机器设备，因而处处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限制束缚，只能鹅行鸭步蹒跚而行，根本谈不上建立自己独立的一整套工业体系。而近代新式商业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即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而先于民族工业开始逐渐产生。民族工业出现后，商业资本也仍然保持着某种独立发展的趋势，它不但可以靠销售民族工业产品分割一部分利润，而且还能从帝国主义日趋扩大的对华殖民地贸易中，源源不断地获取比较可观的残羹剩汁。因此，相对于落后的工业而言，商业能够保持较高的利润，发展比较迅速。这样，中国资本主义随之出现了工业极不发达，商业畸形发展的特殊经济格局。与此相应，资产阶级队伍在构成上也形成了商业资产阶级人数大大超过工业资产阶级，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显着特点。这个特点，在清末商会中反映十分突出。
例如1909年改选的上海商会会董共有21人，其中投资经营各类商业者（包括银行、钱庄、票号、典当等）15人，占总数的71.6%,工业资本家4人，只占19%.同年改选的汉口商会共有会董41人，其中各类商人33人，占总数的80.5%,工业资本家仅1人，占2.4%.1910年选举的广州商会会董共57人，商业资本家多达49人，所占比重高至86%,工矿企业主只5人，占总数的8.8%.而在苏州、江宁、江西、吉林、贵州等地，1909年选举的商会会董则全部都是商人，没有一个是工业资本家（上海商会据第六期《华商联合报》，广州商会据"苏州商会档案"第10卷，十四期《华商联合报》，其余据《华商联合报》第十六、十八、十五、二十一、十一期所载上述商会总协理议董表。）。可见清末商会的上层一般都是以商人为主体，领导权自然也主要控制在他们手中。
一般说来，商业资产阶级的革命素质不如工业资产阶级。但单从商业资本家在商会中占绝对优势这一点，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其为什么反对革命而支持立宪。国外即有学者指出："英法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前夕仍然是商业、金融阶段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他们不象中国资产阶级那么犹豫？为什么伦敦、巴黎的银行家和商人斗争得那么果敢，而中国的银行家、商人、钱庄老板却吞吞吐吐？"（陈志让〔加拿大〕：《论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第160页。）这个问题确也值得进一步思考。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与英法革命前夕的银行家、商人在资本积累、自身实力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都有着显着的不同，因此应作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如此等量齐观。
考察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可知英法等国绝大部分商人的发家致富，主要靠的是海外殖民掠夺。革命前的英国虽未确立海上霸主地位，但北至波罗的海，东至中国，西至西印度群岛，南至非州，都已留下英国商人的足迹。同时，还出现了类似东陆公司、非州公司、东印度公司等庞大的商人垄断集团。革命前的法国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早在17世纪中期以前，法国即已成立了22个带有垄断色彩的商业贸易公司，拥有许多浩大的商船队。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使英法为数不少的银行家和大商人腰缠万贯，其所拥有的实力已经足以影响整个国家的财政收支，在经济上对封建专制政权形成致命的威胁。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最大部分的财富，组成强大的纳税第三等级，因而敢于而且也有实力同封建主义作比较坚决的斗争。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虽不如法国强大，但与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结成了联盟，对封建政权来说也是一支颇具威胁而又不得不依靠的社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