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原典精神的发扬(5)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周易》的《序卦传》在说明诸卦间的关系时，有一段颇精采的话：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井的使用之道，不常淘清就会混浊，需要革新，所以井卦之下是革卦。使物革新，莫过于鼎，用鼎煮食物，可全然变更食物风味，所以革卦之下是鼎卦。《周易·杂卦传》进而将此意概括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尚书》中的若干篇章可以说是"革故鼎新"的历史说明，并特别记述了"汤武革命"的事实，其《汤誓》、《泰誓》等篇可称之"革命檄文".商汤在发动革命，将夏桀放逐鸣条前宣称：
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减。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尚书·商书·汤誓》。）。周武在起兵伐纣以前，也历数殷纣违背天命民心的种种劣迹，并将自己起而"革命"的理由归结为天命与民心的相通：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泰誓》。）。
孟子虽没有提及"革命"二字，却承继《尚书》，对于汤武革命的合法性给予充分肯定。齐宣王问：商汤放逐夏桀、周武讨伐殷纣这类行为算不算弑君犯上？孟子的答复是：
贱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将武王诛灭殷纣称之杀一独夫民贼，谈不上什么"弑君".原典所洋溢着的革故鼎新精神，尤其是对彻底背弃民众的最高统治者予以革除、更替的战斗精神，在中国形成一种传统，并构成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必要环节。这大不同于有着"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的日本的情形。
当然，从《尚书》到《孟子》所称道的"革命"是贵族革命，是"贵戚之卿"的专有权利。这显然是原典作为历史文献的时代局限所致。中国古代后来发生的历次"革命",即便是平民（如刘邦、朱元璋）发动的，也只是一种改朝换代，即所谓"昔汉祖以神武革命，开建帝业"（《晋书·王敦传》。）之类；到了近代，随着时代条件、阶级力量的变迁，"革命"才具有了新的含义，辛亥革命则首次将原典所说的"革命"加以重新诠释，并付诸实践。
在汉语中，与"革命"相近似的另一概念是"造反".但这后一词语毕竟文不雅驯，也缺乏经典依据。近代革命派最初曾声称"造反",以陈胜、吴广、洪秀全自命。后经外国友人提水遂以"革命"取代"造反".而革命派之所以决定以"革命"自任，其更深厚的文化背景，则是源远流长的原典精神的启示：视"革命"为顺乎历史潮流、纾解民困的一项崇高使命。
晚清政局的腐败，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危机，教训了先进的中国人：不能企望在现存政权体制内部谋求变革。而推翻现存政权，以较为清明的政治取而代之，便是古已有之的"顺天应人"的"革命".这正是辛亥革命超出戊戌变法的所在。
以孙中山为例，其早期思想也是改良主义的，这可以他给李鸿章的上书为证。以后，实践教育了他：在现存政权框架内已无可能改变中国状况，必须革除清朝，中国方有复兴之望。这最早见之于1894年11月24日由他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其间鲜明主张代清而立，然而不是由某人称帝立新朝，而是以民主的合众政府取代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
在1897年初撰写的《伦敦蒙难记》中，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现存条件决定了已无可能实行和平变革，"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明示将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廷。同年8月，在《与宫崎演藏平山周的谈话》中，孙中山指出自己的政治精神是"执共和主义".他批驳那种认为"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论调说：
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以共和取代专制，是孙中山革命学说的精髓。而他在阐明此点时，也附会三代之治，以为革命张目。他在论证革命的必要性时又说："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
阐扬革命的正义性，并发生巨大影响的论着莫过于邹容的《革命军》。该书一连用七个排比句界说革命，其中之一便是"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于古学极渊博的章太炎在为"吾小弟"邹容作序时，特别就"革命"的本义和邹着的底蕴作了一番论列：
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革命军·章序》。）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强调"排满"和"光复旧物",但在这篇序言中对于包容量更广大的"革命"给予认同，首肯《革命军》这一响亮的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