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原典精神的发扬(3)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系辞传下》。）易传作者还引用否挂爻辞，以论证必须时刻警惕败亡，常怀忧患：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易·系辞传下》。）（灭亡！灭亡！要时刻警惕，就象物件系在嫩弱不能系物的桑树上，随时有可能坠落一样。）
与《周易》相呼应，作为中国最古史料总集的《尚书》，不少篇章也蕴含忧患意识，特别是《康诰》、《大诰》、《召浩》、《无逸》诸篇，更透露出一种自慎、自勉的心态。刚刚代殷而立的周统治者，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洋洋得意、颐指气使，而是以殷亡为鉴，诚惶诚恐，兢兢业业，怀着"无疆之恤"（无限的忧虑）。周公担心侄儿成王骄纵，告诫其"先知稼穑之艰难"（《书·无逸》。）。以商代中宗、高宗、祖甲和周文王等贤明君主为表率，"不敢荒宁",以忧患为意，这样方可享国久远。
忧患意识是以戒惧而沉毅的心情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仁人志士可以有不同的忧患，或忧君国之衰败，或忧民族之危亡，或忧黎民之困苦，但是，作为一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又是古今同慨的。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杜甫的"穷年忧黎元",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莫不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博大而崇高的忧患。这种意识正是中华民族挫而复起、穷且弥坚、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所在。
孙中山（1866-1925）1894年在檀香山筹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便郁积着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他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次年，孙中山草拟的《香港兴中会章程》进一步痛述内忧外患，一再发出"呜呼惨哉"、"呜呼危哉"的感叹（《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孙中山的忧患，决非旧式的"君国之忧",它具有博大的气象和新的时代风貌。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提醒人们区分中国人民和清政府（《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173页、234页、441页、296页。）；在《致港督卜力书》中，于揭露"政府冥顽"、"疆臣重吏，观望依违"的同时，强调"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说："大家经常忘记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页。）这是一种以民为本位的救亡图存意识，其忧患的深广，不可同日而语。
与孙中山同先后的革命志士，都有着类似的对于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忧患。邹容（1885-1905）1901年东渡日本前夕，目睹国家危亡、民众苦难，作抒怀诗云：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这种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忧患情怀，驱使邹容后来创作出"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这部书在一切稍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那里都富于感召力，"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苏报》，1903年6月8日。）
同邹容齐名的陈天华（1875-1905），其忧患的侧重点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他在《猛回头》中论列这种极端危急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