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6)

　　当兵吃粮，是清代游民的一个重要出路。十九世纪中叶湘军和清末新军的编练，虽然强调从“土著乡民”中挑选士兵，但无法阻止游民的包围和渗透。曾国藩谈到湘军的情况时说：“大兵札营之所，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或假充长夫，或假冒余丁，混杂于买卖街中，偷窃于支应局内”（《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怎样摆脱游民社会的侵蚀，始终是困扰清王朝军队建设的严重问题。绿营、湘军、淮军等各军兵种内，都有帮会活动，“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三，转引自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88页。），《盛军训勇歌》第一条就是“莫结哥老会”（《周武壮公遗书》外集一。）。有的哥老会首领“或当散勇，而营官、百长之资格有转出其下者。昼则拜跪营官、百长之前；及会中有事，则此为散勇者传集其党于山壑间，夜升高座，营官，百长反从而跪拜之，予杖则杖，予罚则罚，无敢哗者。”（刘蓉：《复李筱泉制军书》，《养晦堂文集》卷8。）可见游民帮会寄生于军队之中，严重干扰了军队的指挥系统，在帮会发展严重的部队中，甚至发生抗官、哗饷乃至溃散的情形。革命党人在军队中运动士兵及下层军官，显然是借用了会党控制军队的现成方式。

　　陕西哥老会很早就在新军士兵中建有和军队编制相适应的自己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以联系掌握他们的“哥弟”（《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62页。）。武昌文学社则“各标各营均举一人为代表”，共进会的情况也一样（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9、49页。）。两者控制军队的组织凭借虽然不同，但控制的方式却是一样的。贵州陆军小学堂“皇汉公”对新军一标的工作也主要是“经常的与各营有势力的目兵联络”（刘莘园：《辛亥革命时期贵州陆军小学的一些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484页。），这些“新军的头目（班长）和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袍哥阶级”（阎崇阶：《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活动回忆》，《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20页。），一旦革命党人控制了“公口”，就很容易取得军队控制权。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潜通标营，散发票布”（钟广生：《辛亥新疆定变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七）第443页。），采用会党的方式运动新军，在军队中结盟拜会之风盛行的情况下，的确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在肯定辛亥革命中新军积极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中的会党活动。诚然，单纯的帮会活动，只能导致军队的溃散与哗变，只有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这种帮会活动才能成为新军转化为革命力量的契机。

　　由于军队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粮饷有着，在转向革命的过程中，较少江湖游民的破坏性。即使如此，军队内部的帮会活动，对革命党人也并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革命军队中的帮会活动，也可以成为瓦解革命军队的催化剂。如陕西新军在革命爆发后，新军原有的军事建制完全打乱，分裂成由各个哥老会头目掌握的许多部队，“各统兵官又骄僭自专，不服从调遣指挥，各自为政，互不相下”（《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一度使陕西局势动荡不安。贵州耆老会利用帮会关系瓦解五路巡防营，“滥交军人，私结军心”（张百麟：《黄泽霖传》，《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55页。），最后发动兵变，控制政权。军队的性质变了，但会党瓦解军队的作用没有改变，这对于我们理解军队中帮会的特性，是有启发意义的。

　　五

　　会党对于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作用，不仅表现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日侵月蚀地催化着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腐蚀军队、巡警、捕役等清王朝的国家机器，而且表现在辛亥决战时期频繁的会党起义之中。后者已有大量的论著进行了探讨。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革命高潮中，会党也不可能改变自己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会党的削弱、颠覆清王朝统治的种种寄生方式，很快地又成为造成新政权颠覆的危害因素。

　　第一，公口、码头林立，阻碍新政权的政令。在陕西各地，哥老会“到处增设‘码头’，大量散发‘票布’，广收兄弟，擅用公款，处理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事宜，俨然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整个贵州，成了袍哥世界”（阎崇阶：《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活动回忆》。）。湖南衡岳以南“各属哥老会党风起云涌，招摇乡市，佥曰‘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三。）江西“洪门会与民团，几乎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组织。”民团薪饷，“概由各地自筹，自然不免要骚扰，也因而引起了人民的怨言。”（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35一336页。）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军政部长周骏干脆在公署挂起了“大汉公”、“大陆公”的招牌（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72页。）。“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