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3)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周育民 查看：
三
作为一种寄生性的社会群体，游民帮会除了在经济上进行掠夺之外，还有特殊的社会寄生方式。这种寄生方式不仅决定了游民帮会的社会地位，而且决定了帮会与大社会中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寄生方式的形成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
帮会以游民为依托，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清代游民除了相当一部分成为职业性的盗匪、赌徒、流氓、乞丐之外，还有“僧道胥役奴仆之流”（汤成烈：《治赋篇三》，《皇朝经世文编》卷34。），不在编氓之中的小贩、佣工、纤夫、散兵游勇等等（从传统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不事恒业者”皆属游民之列，因此，“游民”概念的内涵要比“流氓无产者”更大一些。）。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渗入近代工人阶级、农村中的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有的则成为国家政权的雇佣者，如胥役、兵勇等。鸦片战后社会经济的变化，国家机器管理职能的增加以及军队的扩充，多少提供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给游民帮会向这些阶层渗透创造了条件。
在早期工人队伍中，行帮组织具有较大的势力（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246—1248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265—1269页。），但帮会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安源煤矿的工人基本上由洪江会所控制，“湘潭人肖克昌为各匪会总理”，“久居安源，能左右窿工”（江文溥：《醴陵平匪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三合会及其分会一向在矿工和搬运工中吸收大量会徒。在广州和香港，秘密会社控制了各行各业。”（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下卷第639页。）清末的铁路建筑工人中帮会也具有较大的势力。在其他“游食”的劳动群众中，也有帮会的活动。手工工场工人、个体手工业者加入会党的也不在少数，“木厂悍夫”、“私立盟会”（陈锦：《与琴岩论善后余事书》，《勤余文牍》卷一。）。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张承槱在上海联络的一批在帮兄弟“工人独多”（冯自由：《革命逸史》（五）第248页。）。帮会对这部分由传统社会结构中游离出来具有稳定的或不稳定的劳动职业人口的控制，不是促进、而是阻碍其独立的阶级意识的成长。
不少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会党之中有大量的农民参加。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通过会党而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建立了联盟；辛亥革命以后对会党的镇压则表明了这种联盟的破裂。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正确地回答会党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会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以游民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矛盾表现出来，是一种掠夺与被掠夺、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是以血与火载入史册的。
会党胁迫农业社会向其屈服的手段极为恐怖。他们“横行乡里，或拔人以勒赎，或演戏以敛钱，匪肆猖狂，党徒菌蠢，强占妇女，屠宰耕牛，挖睛残人，抢孀逼嫁，无恶不作，势焰汹汹”（蒋清瑞：《柘湖宦游录》第25页。）。四川哥老会“强迫农民入党。农民之安分者，若不相从，则身家莫保。”（《四川农民疾苦谈》，《衡报》第6号，转引自隗瀛涛、何一民《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重庆文史资料》第13辑第134页。）其他省份也有类似情况。1875—1880年在梵净山一带活动的一支几百人的哥老会武装，竟“烧掳村寨一千数百余家，杀毙老幼男女三千余丁口”（岑毓英：《搜剿梵净山积年悍匪全股殄灭折》，《岑襄勤公奏稿》卷十五。）。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画面啊！
在胁迫大批农民入会的同时，帮会与地主乡绅的势力也结合了起来。不少地主乡绅、地方名流和商富加入会党，充当首领。例如，长江下游的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库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申报》光绪二年五月廿四日。）四川哥老会中，“富家大族之子弟，遂至有用钱捐当帽顶之的事”（四川总督丁宝桢光绪五年三月初九日奏片，《四川保路风云录》第53页。），广东“群盗以劣绅为窝主，劣绅又恃奸捕为耳目”（《光绪朝东华录》（四）总3977页。）。吴玉章先生说得完全正确：“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