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4)

　　绅富地主加入会党，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游民帮会通过“危言恐吓”（刘长佑：《遵查昭通土匪起事情形疏》，《刘武慎公遗书》卷20。）、抢劫、杀戮等手段把大批的农民从传统的宗法制度、乡约保甲的控制之下拉出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严重地危及地主乡绅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位。由于清王朝统治的衰弱，无法在乡村社。会中铲除帮会的影响，加入帮会、通过帮会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控制入会农民，成为他们必然的抉择。一些游民帮会也间接或直接受到他们的控制和影响。

　　绅富、农民在游民社会的压力下，大量加入帮会，说明传统的宗法关系、保甲团练等方法再也无法维系原有的社会结构了。游民社会通过促使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而得以某种“和平”方式寄生于大社会之上，即由绅富把持或支持的公口码头向入会农民征收“会费”，用以接待南来北往、逃避缉捕的帮会分子。在城镇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工商界请求帮会头目出来维持市面的情况。不论哪一种现象，都不过是调整了游民社会与大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可能改变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

　　帮会与地主绅富的结合，严重地侵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四川谘议局的一份文件称，“江湖会起最早，纠结日久，多亡命无赖及不肖绅衿，常为乡里所苦”（《解散会党》，《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134页。）。广东的天地会“每于农田成熟之时，打单强索，不遂所欲，焚杀劫掳，祸即立见。农民畏其凶悍，辄暗中付给。”广州府属沙所一带，“地广人稀，佃户散处其间，匪徒得以乘隙劫制，莫敢与抗”，“本地劣绅暗中包庇”，联合欺压农民。这些会党虽然“近联、港澳革命诸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51、455页。），怎么谈得上革命党人与农民的联盟呢？

　　帮会以其恐怖手段控制农业社会，对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帮会与政府之间争夺地方社会控制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有的帮会头目“得有功牌保举、捐纳虚衔，便成官样局面，”“内勾衙蠹兵役”，“外引不法匪类”（宫中档朱批；李用清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奏。），一般州县官束手无策。在斗争激烈的地区，即使地主团练也不得不依违其间，“贼来附贼，官至依官”（刘岳昭：《奏陈解散贼势安定人心以全大局折子》，《抚滇奏议》卷2。）。有的地方团练与帮会混合生长，如辛亥革命时期，广汉县廖廷英是全县哥老会总舵把子，又是团练局长（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05页。）。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年十八即被举为华阳总团长”（《秦烈士载赓事略》，《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465页。）。刀客严纪鹏充渭南县民团首领（扬子廉：《我所知道的钱定三》，《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79页。）。帮会的这些活动和斗争，削弱和破坏了清王朝的统治，为革命的发动创造了有利的形势，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都是在帮会最为活跃的南方各省发动、蔓延开来，并不是偶然的。“川乱则会匪乘机假附民团而起”（《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一）第158页。），这种民变的形式，在一部帮会史中是了若指掌的。

　　地主绅富、地方名流加入会党，这是传统社会结构中为“四民之首”士群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部分绅富名流当中，有不少是主宪派和革命党人。如共进会的发起人“或是‘大爷’，或是会党中较有地位和较为积极的人物”（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刘公“其家为襄阳三大富室之一”（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第157页。），孙武自称“家富巨万”（《孙武宣言书》，《民立报》1912年3月13日。），焦达峰出身士绅家庭（周学舜：《焦达峰陈作新与辛亥长沙光复》，《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第209页。），刘英“家庭是地主兼商业资本家”（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第193页。）。在光复会中的会党首领，王金发“出身于世家大族”（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4页。），龙华会首领张恭出身书香门第（陈去病：《金华张恭传》，同上第106页。），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家资殷实”（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51页。）。在立宪团体中，贵州自治学社的各个分社“大部分是由有关的哥老会成员的社员去进行的，并且多以当地哥老会成员为主要对象”，在五十余个分社中，至少有19个分社负责人是哥老会员（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从这些分社人负责人受到地方官“优礼”，“以备顾问，受方略”（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六）第429页。）的情形看，显然属地方绅富之列。四川的官吏也担心会党首领竞选谘议局议员（职员王朝钺禀，《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793页。），“当时四川的知名人士杨沦白、向楚、朱叔痴、尹昌衡和西充的罗纶，都是仁字堂的舵把子”（李侬：《袍哥在西充》，《西充县文史资料选辑》（五）第54页。）。大量士绅加入到会党之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社会越轨行为。在社会矛盾激化以后，这种越轨行为就会导致政治上对清王朝的反叛。这些情况，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们的社会身份是极其复杂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之联络会党，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与游民帮会既存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帮会为反动势力所左右，成为破坏革命的工具，同样也可以从帮会与地主绅富的历史关系中去寻找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