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2)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周育民 查看：
毛泽东指出：中国“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9页。）作为“生计无着”的游民结社，主要是通过贩运鸦片，走私食盐，开场聚赌、贩卖人口、绑票伙劫、占码头等方式解决其成员的生计问题的。
如长江下游盐枭分青、红两帮，“争夺码头，时相仇杀”，徐怀礼立春宝山，企图独占盐利（佚名探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404页（以下简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太湖盐枭均为青帮，分温台帮、巢湖帮（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21页。）。广东天地会抢劫兴贩烟土之船只，“自行售卖”，“近则合而为一，或代为护送船只，或代为运送，各处销售，通同分肥”（军机处录副：周春祺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奏。），“分帮列号，越境贩烟”，“言兄弟们二三万人”（《林则徐使粤督粤未刊奏稿》，载《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鸦片战后，土烟在西南泛滥成灾，哥老会大量贩运。“蓝大顺、李短答居云南昭通大关边，以运护鸦片为私贩魁。”（王闿运：《湘军志》援川陕篇第十三。）十九世纪末已形成庞大的土烟运销网。道光年间，广西赌风盛行，天地会也于“各处墟市，开设花会赌厂”，“民穷财尽，盗贼日多”（《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98—99页。）。清末醴陵仅渌口镇就有赌窟数十家，“多为会党首领所设”（张平子：《我所知道的马福益》，《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240页。）。赌风盛行，使“因此破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宫中档朱批：太仆寺卿刘典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奏。）。盘踞在南通刘海沙的青红帮“有船有械，贩运私盐，开赌伙劫，略卖妇女，无所不为，沿江乡民，皆受其害。”（御史余诚格奏片。军机处录副，农运秘结类第2728号。）至于绑票伙劫的材料、俯拾皆是。在社会动荡的时候，抢劫行动会由烧掠村庄发展到攻掠城镇，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帮匪占码头一幕，亦为固定营业之一。南中各省，不论县城乡镇，凡市面稍繁盛者，均为若辈势力所及，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每一码头，必有一匪首为之领袖。凡此势力区域内，种种不规之营业，莫不为所包揽，而坐享其厚利。”（生可编：《青红帮之黑幕》第134—135页。）这些“不规之营业”包括设烟馆、妓院、赌场等，向铺户收取“保护费”（《申报》1912年4月23日。）。“一个老鸦看一个滩”，不许其他帮会染指。但帮会之间争夺码头、互相倾辄、雀巢鸠占的事情仍时常发生。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8页。）这些“不正当的职业”主要是由游民帮会提供的。通过这些“职业”，帮会养活了相当一批失业游民，一些浪迹江湖客也得到周济，在这个意义上，帮会的确有其互助作用。但对这种互助作用决不应该夸大。由于帮会内部等级森严的封建性质，其一般成员不过“仅供口体”，帮会聚敛的大量财富还是为头目所侵吞。如青帮头子朱盛椿“开堂收徒至一千余人”，徒党在外抢劫勒赎所得赃款均要“分给该犯收受”，“置田造屋，广购枪炮”，开设店铺，成为江都的恶霸地主（程德全：宣统三年五月十四日、十八日致两江总督，《抚吴文牍》电稿。）。日本间谍山口昇在调查湖南及长江沿岸的哥老会时也发现，“其头目追求本身的生活更甚于哥老会的生存”（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近代史资料》（75）第253页。）。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批欺压工农群众的封建把头、恶霸地主。所以，在帮会所标榜的“江湖义气”的背后，同样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帮会由游民的寄生性特点所决定，其“经济斗争”对社会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游民通过掠夺性的手段迫使社会向他们提供维持生活乃至享乐挥霍的费用，最终还是由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农群众来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