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5)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周育民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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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通过联络会党，所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游民。由于会党“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孙文：《革命原起》，《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6页。），比较容易接受革命党人有关推翻清王朝的宣传，在“十次起义”中，会党的确“无役不从”，对扩大革命势力的影响，动摇、削弱清王朝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起义有不少明显地打上了游民劣根性的烙印，又是导致它们失败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
（1）雇佣意识。如1895年广州起义，革命党人招勇，“每人每月，十块洋钱。乡愚贪利，应募纷纷”（邹鲁：《乙未广州起义》，《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232页。）。由香港招来的二百余名会党分子“实系为招募而来，并不知别事”（邹鲁：《乙未广州起义》，《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234页。）。起起义流产后，孙中山还“把领来的钱，发给绿林中人”（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同上第31页。）。1909年广安起义临届发动，领导起义的四川哥老会巨子余英却被一批帮会分子包围在茶馆内哄闹：“喊我们来办事，讲好每天发四百文钱，钱又不给，搞什么名堂？”（熊克武：《辛亥革命前四川历次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8页。）以致消息走漏，起义失败。
（2）土匪意识。惠州起义以抢劫福建日本银行为筹饷手段，与起义军主要是游民、绿林组成不无关系。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甚至允许会党占领汉口后“焚毁三日，封刀安民”（张篁溪：《记自立会》。《自立会史料集》第6页。），以满足他们抢劫的欲望。这些来源于土匪的革命队伍，往往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如参加马笃山起义的两支主力部队梁瑞阳、梁少廷部，“皆曾杀人越货，……故极好之乡，亦止能一宿而已”。“瑞曾于其乡掳人之牛，数及十头，此次乡人绝不欢迎”（冯自由：《革命逸史》（五）第136页。）。1909年共进会策动两湖地区的五镇起义，其中也不乏恶势力。如先入哥老会、后入红灯会的双料会党首领柯玉山，“出则四人大轿，前后拥卫，鸣金放炮，毫无顾忌”，“养失业流民为出死力”，“人民遭其荼毒，莫不切齿”（《辛亥革命在湖北资料选辑》第424—429页。）。革命党人动员这些力量起义，恰恰阻碍乃至切断了他们与农民群众的联系。
（3）见利忘义。1900年，孙中山通过毕永年联络长江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辜鸿恩、张尧卿等人，“见唐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第75页。）。保皇党人通过发放“富有票”，“广散银钱”，耗资二十万，对会党“专改其宗旨”（丁文江、赵文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6页。），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一些帮会首领骗取革命党人经费的事情也屡有发生。（田桐：《革命闲话·骗局》，《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48页。）1907年惠州起义的三个负责人中，会党首领黄耀庭、绿林豪客余绍卿先后共领了2700块银元后，逃之夭夭，结果由邓子瑜一人承担（冯自由：《革命逸史》（五）第100页。）。
（4）山头主义。帮会的山头主义陋习严重破坏了革命队伍的纪律和团结。如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原定以会党出身的王和顺为都督，因“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两派”（冯自由：《革命逸史》（五）第120页。），黄明堂、何伍、李辉鉴等游勇队伍便“要求王和顺不来加入为一条件”（〔日〕池亨吉：《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第31页。），才参加起义。马笃山起义，“二梁不睦，始终不解”，且“不受约束”。河口起义时，“各部号令颇不统一。”此外因不守纪律泄密而导致起义失败的例子更不胜枚举。
由于会党在历次起义中所暴露出来的这些弱点，从1908年同盟会河口起义失败到1910年共进会两湖五镇起义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所经验者证明会党首领之难用”（《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28页。），“野性难驯”（邓文翠：《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9期。），而把新军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