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2)

　　基于上述两个侧面，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在现代不仅遭到东方人的批评，西方人自己也一再起来加以修正。德国人斯宾格勒（1880～1936）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占有任何优越地位。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等八种文化并列，认为它们都如有机体，具有生命的周期，历经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等阶段。英国人汤因比（1889～1975）的《历史研究》进一步突破欧洲中心论，批判“泛埃及主义”（一种认为世界一切文明都由埃及、希腊这一母体生发而成的历史观），指出古代埃及、苏末、米诺斯、古代中国、马雅和安第斯等六个“社会”，都分别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又由这六个社会发展出二十一个社会，它们各有自己的生长、发育、盛极而衰的历程。这种以多元文明史观描述世界历史的努力，打破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完成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至此，一度十分骄傲的西方人重新虚心地看待东方，其先觉者，如称作“世纪智者”的英国思想家罗素不仅看到东方文明的历史价值，而且认识到东方文明现实的及未来的存在价值，他指出：“我们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人们必将期望这两种因素能真正逐渐结合起来。”^①罗素所赞扬的“中国人的显著优点”，大约相当于我们所论及的“东亚智慧”，与重智求真，穷究本体（直至上帝、理性或物质），强调主体与客体两分对立的西方智慧大相径庭。东亚智慧讲究仁智会通、德业双修，追求天道与人文相统一的圆融和谐境界。经历现代文明洗礼的东亚智慧，逐步扬弃愚昧成分，日渐显露出特有的魅力。20世纪初叶以来，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前沿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如爱因斯坦（1879～1955）、玻尔（1885～1962）、普利高津等人，都以浓厚的求知欲望研习东方的《易经》、老子、佛经，从中发现疗治现代病的精神启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玻尔，在访问中国后发现，他自以为最得意的科学创见——互补思想，早已由中国的太极图所昭示；中国的阴阳相生相胜、相反相成思想对解决当代物理学难题是如此重要。玻尔为自己设计了一枚纹章，在椭圆形图案中心绘着醒目的太极图，以之作为“族徽”。一些现代东亚哲人在对东亚智慧作现代诠释及会通东西方智慧方面，也作出贡献，推动东亚智慧实现类似“宗教改革”的转化，促成世人对东亚智慧刮目相看。

　　二

　　人类在跨入文明门槛以前，有过原始思维和野蛮思维、此不具论。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其思维史大体经历了古典的整体思维，近代的分析、实证思维，进入现代，则在古典与近代的思维奠定的基础上，产生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新的整体思维，从而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螺旋全过程。

　　古典整体思维，近代分析实证思维、现代整体思维的三段划分，是大略而言，各民族又各有自身的特点。例如希腊人在古典时代，与整体思维相比配，分析思维也相当发达，“分析”成为希腊人的格言，古希腊文化中处处显示出分析的力量。推动工业文明诞生的欧洲近代分析、实证思维得以发展与古希腊的分析思维传统有着内在联系。而东亚智慧古典整体思维发达，分析、实证思维未能得到独立的充分发育，这正是东亚智慧未能导引出工业文明的原因之一。总之，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在思维方式上，大体形成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之间的对应关系。

　　现代整体思维作为文明人类思维史的第三阶段，是对近代分析，实证思维的突破与扬弃，这一进程伴随着对古典的整体思维的创造性“复归”。这就是说，思维史上的第三阶段区别于第二阶段，却与第一阶段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不过处于不同的层次上。这正如中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指出的：“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②

　　概言之，东亚的“整体观”同现代整体思维之间存在着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相关性，可以为现代整体思维提供启示源泉。当代中国学者季羡林则从思维方式角度指出现代文明的弊端及其出路：

　　目前西方的分析已经走得够远了。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到了尽头，但是已经露出了强弩之末的端倪。……东方的综合可以济西方分析之穷，……至于济之之方究意如何，有待于事物（其中包含自然科学）的发展来提供了。^③

　　东亚整体思维在《周易》中发挥得尤为充分和完备。《周易》有“观其会通”的命题，反对强为割裂事物，力主有机地、整体地看待万事万物，描绘一幅世界生成的整体图式，这便有由阳、阴两爻排列合成的六十四卦系统。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是万物的起点，“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④。这是整体观的一种精彩概括，它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从而奠定“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基础。这种整体观念与追求新的综合的现代科学思维颇有相通之处。耗散理论创始人、比利时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说：“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⑤。这种古与今、东与西的结合，也许正是现代思维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