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文史哲 作者：冯天瑜 查看：
通过回归自然来防范文明弊端的思想，在西方近代也出现过，如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1828～1910）企图用自由平等的俄国农村公社来防范资本主义的弊病，便是突出的一例。这种思想，其顺应自然规律的方面是富于哲理的，但其否定人的能动性、否定文明的积极成果的方面则是消极无为的，其悲观、倒退的主张则不可取。相比之下，《易传》的思想既主张顺应自然法则，又肯定人为的积极效应，并力主自然与人为的统一。《易传》提出的理想境界是：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２０
这里既提出“天不违人”，又提出“人不违天”，以天人相协调为基准，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２１。
《易传》崇尚“天道”，认为人应遵循天道，不能背逆天道，但《易传》又赞扬“人道”，并主张人应当积极有为地去效法天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此论述天人之际，是深刻而周到的。荀子（约前313～前218）与这一思想相通，而又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的“天地生之，圣人成之”２２和“制天命而用之”２３两个命题，在肯认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高度称颂人类创造文明的伟大业绩，这种积极而又完备的认识值得今人借鉴。
四
东亚智慧的现代启示性还在于包蕴着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宝贵资源，而这种资源在西方智慧中是难以寻觅的。
今日已经昭彰于世的“现代病”（或曰“文明病”），其根本症结在于偏颇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它们来自主要由西方智慧导引出的人类中心主义。时至当代，人类随着工具理性的张大，愈益认定自己是“万物之灵”，是“宇宙的中心”。这种人类自视“中心”，不一定是指空间上的“中心”，它主要是指一种价值判断上的“中心”，即认为宇宙万物理应为人类所役、为人类所用。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人类便恣意宰制自然、掠夺自然，并且不会因此而受法律制裁和道义谴责，这便构成“生态唯意志论”和“人类沙文主义”。它们是导致文明的可持续性危机的认识根源。
要克服“现代病”，谋求可持续发展，理念上归根结蒂必须克服人类中心主义，超越认识主体及价值评判主体，以第三者身份评价人与宇宙的关系，将人类定位于自然之子、宇宙万物的一员，而不是凌驾于自然及宇宙之上的神明。在执于自我、以主释客的西方智慧系统内，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如迦达默尔断然指出，认识主体无法跳出自身处境进行评判，认识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是一种无可回避的事实。美国哲学家B·C·诺顿则区分两种人类中心主义：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的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以人的感性意愿为参照物，主张人类任意宰制自然；后者基于理性意愿，在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但承认自然具有人类所需要的价值，还认为自然有自身存在系统，从而注意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关系。这种“弱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上升为地球生命系统的代言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调解后的妥协物，当下开始形成的一种观念：生产尽可能最小限度消耗资源，最低程度损害环境，便是“弱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对于肆无忌惮地耗费资源、破坏环境的古典工业文明理念（即“强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重大进步，但从哲理层面看，它仍然未能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只能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程度，却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类宰制自然带来的负面效应。
总之，在西方智慧系统中，人自从受造于上帝之后，便成为万物的主宰——可能是凶暴的主宰（表现为“强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可能是仁慈的主宰（表现为“弱的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归根结蒂是万物的主宰。然而，在东亚智慧系统中，尤其是在道家学说和中国化的佛学中，人却作为自然之子而存在，不过是体现自然法则的一分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２４。人的诞生包蕴在“三生万物”之内，是作为自然法则的“道”的衍生物之一。人的地位也并非至高无上，而是与道、天、地并列，并恭陪末座的“小老四”——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