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文史哲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与东方“整体观”密切相连的是“融通、和合观”。“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贯通。中华古典讲“和合”的不可胜数，如《国语·郑语》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之说，《太平经》讲“和合万物”，惠施（约前370～前310）力主“天地一体”，庄周（约前369～前286）讲究“死生存亡之一体”⑥，《易体》倡导“天地交而万物通”，佛经讲“因缘和合”，中国化佛教宗派——华严宗以“圆融无碍”为主指。
求融通、致中和的思想，强调事物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主张以缓和的、调谐的方法解决世间诸问题，意在防范事物走向极端而出现系统平衡的破坏，认为诸事要留有余地，莫走极端，这便是老子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⑦《易传》也辟“亢”（过分）而主适度：“‘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⑧这种知进且知退，知存且知亡的“圣人之思”，是“融通、和合观“的真髓所在，它与整体观共同构成东方思维方式的主旨。这种整体、和谐观念和艺术式的综合思维方式的现实意义，可以普里高津的一段话概括：“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正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⑨
三
文明的进展将带来利弊并存的双向效应，这一真理较为充分地得以昭现，归功于东亚哲人。东亚智慧关于文明双重效应的认识，以及关于克服文明悖论的设计，对现代人认识并疗治“现代文明病”具有参酌价值。
东亚哲人在对文明进展的正面效应给予肯定的同时，敏锐洞察到文明进展还将带来负面效应。关于后一侧面，《老子》五千言中多有犀利的揭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１０“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１１老子这类思想曾经被作为“反文化”观念而遭到批评。其实，老子是通过对文明进展导致的二律背反的披露，向陶醉于文明进步的人们提出警告。这种警告是中肯的，而且，历时愈久愈益显示出深刻性和预见性。
即使是盛赞历史进步的韩非（约前280～233），在对于由“上古”到“当今之世”的演化加以肯定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文明发达以后出现的问题。例如，韩非谈到文明进步后人口骤增带来的难题：“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赏累罚而不免于乱。”１２诸如此类的问题随着文明的进展而层出不穷。可见，古代哲人已经洞察到，文明的进步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害。
东亚先哲不仅提出文明进步导致的双重后果问题，而且力图设计克服文明悖论的方案，大略言之，有老庄的“回归自然论”和《易传》的“人与天地合德论”。
老子看透了文明将带来的恶果，因而他主张人类应当放弃智慧与伦常，返回自然人状态，所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１３。他号召人们“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１４。庄子则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１５，“无以人灭天”１６。老庄关于防范文明恶果的建议，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层面，主张回归自然，不干预万物的自然发展，“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１７。就人生个体发展史而言，主张回归童年的“赤子之心”，以杜绝伪善、欺诈，明人李贽（1527～1602）力主的“童心说”即脱胎于此。就人类群体发展史而言，主张回归上古原始社会，“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回归“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１８的农村公社，甚至幻想过那种“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１９的融化于大自然的神仙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