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文史哲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曾经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人是财富的创造者”，或曰“人的劳动是财富之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人及人的劳动并不能单独创造财富，人只有在自然界提供材料和场所的基础上，在特定的社会及人文环境中才能创造财富。因此，人的意志与力量是有限度的，人生天地间，并不能如同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人类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受制性，从而认真养护由自然、社会、人文诸因素共同组成的生态环境，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东亚智慧提供了这方面宝贵的精神资源。
一
“东方”与“西方”不仅具有地理方位意蕴，而且，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由于各区域在地理环境、经济生活、社会结构诸方面存在差异。各自形成独特的、传承不辍的文化传统，因而，“东方”与“西方”又演为特定的文化概念。今日所谓的“西方文明”，约指从希腊、罗马开端的西欧—北美文明系统，“东方文明”则包括以中国为主体，日本、朝鲜、越南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为外缘的东亚文明系统，以印度为主体的南亚文明系统，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系统。笔者论及的“东亚智慧”指东亚文明系统提供的智慧，它涵蕴着儒、道、墨、法诸家及中国化佛教的思维成果，以及日本的神道文化、朝鲜的巫教文化，还包含东亚民众的种种民间智慧。
孕育出东亚智慧的东亚世界，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以中国为例，精耕细作的农业，技艺高超的手工业，使其经济在16世纪以前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直到18世纪中叶，即西欧发生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是公认的富庶国家。至于中国宗法伦理的完备、大一统专制帝国的较早确立和强大、儒释道三教共弘的盛大格局，都使封建主林立、精神世界被神学垄断的中世纪欧洲相形见绌。13世纪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54～1324）返国后由人代为撰写的游记，处处流露出亲历东方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敬服之情。总之，就中古世界而言，“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是一个大致不错的判断。
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先进与落后往往互相换位。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社会结构等方面因素造成的合力的显著差异，世界诸文明中，唯有南欧—西欧文明在中古晚期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率先实现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个两大传统，构成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要素。反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都在前近代社会徘徊，以“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为特性的东亚智慧在一个时期似乎与现代文明无缘，以致被尊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1835～1901）曾在19世纪大声疾呼：“脱亚”“入欧”方是东方的出路。中国“五四”时代的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也认为，东方文明已陷入停滞，其现代转型应仰赖西方文明的输入与移植。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那样富于奇趣，正当世人纷纷皈依以实证精神和分析精神为特征的近世西方智慧之际，以这种智慧为精神支柱的现代文明却于高歌猛进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相互关系方面产生愈益加剧的病症。这一方面导致西方文明内部一再产生对现代性的反思，如18世纪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对早期现代文明的批判，19世纪勃发的社会主义思潮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工业文明价值层面病灶的深刻揭示，西方思想界20世纪中叶以降对理性和科技负面效应的警惕与抨击，都是其显在表现；另一方面，曾经被视作落伍同义语的东亚，20世纪中后期首先在东亚的边缘地带（日本、朝鲜半岛南部、台湾岛、香港、新加坡）出现持续的经济起飞，继之东亚核心地带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广大地区，也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这一重要事实使东亚智慧被纳入新的评价及诠释系统，其若干因素逐渐被世人认识到其价值——不仅是“过去时”的美感与魅力，而且是“现在时”乃至“未来时”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