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乌托邦——近代南通》述评(4)

　　任何一种工业生长发育都离不开原料、市场、劳动力、金融、相关产业、辅助产业、交通运输等各种因素的孵化与催生。大生纱厂办厂之初，除在原料、市场、劳动力方面占有优势外，别无所长。企业要发展，没有条件必须创造条件。张謇在大生纱厂获利后，便顶着众股东反对等重重压力，挪用大生公积金创办系列产业，努力营造大生纱厂发展的一切必要的经济环境。股份制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本筹集方式、企业组织制度，给大生资本集团注入了生长的动力机制。《东方乌托邦》将大生股份制特点归纳为二：一是张謇及家族利用股份制筹募资金，但不按股份而按“所任”与“所效”为原则，积累大量财富；二是张謇通过划定股权分配标准，“极大地削减了折旧官股、盐款官股等官资大股东的权利，大增了民资中中小股东在选举权和决议权中的权重”，“把企业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作者特别指出，张謇是通过延缓股东大会的谋略，充分利用多年来领导成功经营的公信力和人脉，保证自己在集团中的绝对领导权；由此，才能保障大生公积金与自己财富转化为再生产投入，才能出现企业办社会的局面。[24]

　　南通的近代性当推领导层的地方自治意识与地方自治的劳绩。地方自治始于自治机构的建立。张謇虽然在东南互保后所著《变法平议》中主张仿行日本地方自治，设府县议会，但通州议事会则晚至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八（1908年8月4日）始建。此前，张謇参与的江苏学务总会、江苏教育会是南通议会政治的预演，也是培养全体官绅法政观念的机关。作者特别指出，正是由于张謇等士绅、两任知州关炯与琦珊的共同努力，通州地方议会得到两江总督端方和江宁提学使陈子励的支持，实业集团可以利用议事会和董事会“堂而皇之地自主政治”，“南通的民办政府——自治公所议事会公然地设立在与官办政府——州衙仅一墙之隔的原为清王朝监察衙门所在的察院内”[25]。大生董事高清、刘桂馨、沈燮钧等人均当选为议员。议事会成立一月后，州董事会成立，张謇为会长。议事会与董事会共同组建财政课、警务课、户籍课、工程课，负责通州的区域建设。“南通州自治议事会这一新的机构很快就成了本地区最财大气粗、最有权威，拥有配备了新式洋枪、受西式训练的‘体操队’、‘工团’、‘巡警队’等军事力量的新式中心政权。”[26]“而皇家州衙的僚属也被工商集团所实际控制的州董事会所牵制，已事事必须与议事会和董事会商量，要看新政权的脸色行事了。”[27]张謇大生集团以其经济实力基本控制了当地政。反过来，该政权充分保障了大生集团的运作。企业与南通发展更加融为一体。作者因此称南通议事会是“中国第一个议会”[28]“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掌握实权的第一议会”[29]、“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次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公开的议事会选举[30]”。此种论断似不为过。

　　当然，如果不重其名而究其实，一般认为，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在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等地方官绅支持下，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人于长沙孝廉堂创办南学会，首次确立具有近代意义之地方自治组织。南学会并非单一开浚政治学说、养成地方自治风气之学术团体，亦为参政议政、为政府提供决策的智囊团体。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八日（1905年10月16日）成立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亦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议事机关。上海绅商目睹法公董局与英美工部局治理租界的成效，拟“仿行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惕于外权日张，主权浸落，道路不治，沟渠积污，爰议创设总工程局，整顿地方，以立自治之基础”[31]，并得到苏淞太道袁树勋的支持。上海商务总会李钟珏为领袖总董；莫锡纶、郁怀智、曾铸、朱佩珍等4人为办事总董；姚文楠等32人为议事经董。总工程局为较为完备之地方自治团体，官绅共同拟定《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简明章程》，其宗旨为“整顿地方一切之事，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分议事、办事两大纲，以立地方自治之基础”[32]。总工程局分设议会与参事会，实行立法与行政两权分立。参事会作为执行机关，对局内事务亦有建权和呈请复议权。[33]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十四年（1908），总工程局分别换届选举议董两会与领袖总董，当选者大半为商界精英。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051908）间，两会共提出与议决的有关财政税收、市政建设、社会救济、司法裁判、改良风俗、兴办教育、对外交涉等议案50余项，[34]较为充分保障绅商权益。两会之外，总工程局还设有户政、警政、工政3科，书记、会议、翻译、采办4处与裁判所，经办具体工作。

　　《东方乌托邦》还从洋纱对大生的冲击、企业办社会的过重负担、村落主义、南通自治的消极作用等方面，对张謇事业、理想“新世界”的沉落加以剖析。作者特别从民治与法治关系、田子泰式的“无终山都邑”理想的角度，试图对南通走向衰落做出新的解释：“工业革命催生了其领袖人物的自治思想与要求；但由于这些精英分子中的主要者多由专制时代的士官转化而来，他们仍留有扎根较深的旧思想、旧意识的残余。他们所从事的社会改革，包含的是很不充分的民主的精神与形式。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尽管有着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就商政合一的张氏资本集团自身而言，把民本主义当做了民主主义，而在主观上并没有再积极主动地致力于人文精神领域内的更大进步。由于没有充分发展与完善科学的民主与法治的强烈意愿，所以他们的混合新旧的意识形态反作用于其经济基础时，其革命性的意义就大大打了折扣，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则迅速衰退。”[35]我们认为，这一断语作为历史经验教训尚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解析则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