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乌托邦——近代南通》述评(2)

　　作者的论述，就是想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南通对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反应并不弱，南通早期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动力机制。

　　工业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的变革，而且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大生纱厂中的劳资关系颇为微妙。同样承受繁重的劳动与严苛的管理制度，大生纱厂被银团接管前后，工人与资方的关系却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张謇控制下的工人至少表面甘于臣服，银团掌管下的工人则出现抗衡资方的举动。银团接管后的劳资关系一度紧张，固然与废除工头制有关[9]，但很难说与企业不再属于张謇无关。张謇的个人魅力其实已经植入民间。

　　15世纪7O年代到19世纪中叶，英、德、法、荷、丹等国先后出现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建贵族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18世纪前的圈地运动主要缘于毛纺织业的兴盛，而后的圈地运动则出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需要。张謇为保障大生纱厂原棉供给，开始并引发苏北式圈地运动，将垦植经营纳入棉纺体系之中。作者试图从中西早期现代化路径中，探讨工业化是如何带动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工业化的支撑；强调“苏北圈地运动实际上与南通等地的工业运动一起，构成一个在中国别处没有的体系完整的工业革命的模板”[10]。

　　西方圈地运动曾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苏北的圈地运动比较缓和”，但也引起原住民的暴动，张氏家族建立盐垦警卫团予以镇压。与西方圈地“羊吃人”不同，张謇等人“尽力避免与原住民发生直接的强烈冲突”，采取出租农田、给资遣散的体恤政策，适当解决民众生计，缓和与原住民关系，“最终没有酿成如英国自1607年起的连绵不绝的大规模的反圈地暴动，没有发生像英国的克伦威尔那样做的对反抗民众的血腥镇压”[11]。

　　张謇策动的苏北圈地，与西方不同之处还在：（1）苏北圈地本身也是铲除私盐、规范盐政的举措；（2）随苏北圈地运动出现的垦牧公司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与集约化生产。另外，西方圈地运动，迫使大量农业人口进人城市，成为工业发展的廉价劳动力。苏北圈地又如何?凡此种种，作者似应均需有所交待。

　　比较中的审视

　　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主题。作者在判明可比性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参照系，进行纵横比较，凸显张謇与南通的独特性。

　　中日横向比较。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启动早期现代化，而其结果却有霄壤之别。依田熹家、周见等中日学者均关注两国之间近代化的动因、过程、机制、模式。[12]

　　涩泽荣一是日本公认的近代产业之父，也是196世界首屈一指的儒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其著作《“论语”与算盘》，曾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业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一般均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始则航运，续则贸易，再实业，终则金融业。中国近代产业体系，在西方的刺激下也大致经历这一过程。西方在中国经营航运、贸易、厂矿，促进中国民族实业的发展，最后引兴近代金融业。日本作为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其产业化所走的是与西方、中国截然相反的路。涩泽荣一在建立其工业帝国之前，首先建立起日本第一家近代民间银行，重视金融业对工商业发展的促进、稳定的作用，协调具体产业与金融关系，创建或参加创建500多家工商企业与600多家文教社会福利机构。

　　书中指出：“虽然如张謇等极少数人已早有了建立自身金融保障的想法，却因企业能够长期凭借张謇等人的威望和北洋政府的声援来建立的信用以吸引上海等地绅商的资金和银行的贷款，所以南通的多数工商企业主们并未具备长远的眼光而认真地考虑并合作建立本地的现代化的融资体系。”[13]只是为应对资金周转滞碍，“南通方面才匆忙于1918年设立大同钱庄，于1920年成立了淮海实业银行，于次年正式成立了原始资本120万元的南通股票、花纱交易所”[14]。不过，淮海实业银行、交易所于事无补，大生企业集团最终仍无奈为银团接收。而涩泽系企业却成功地支持银行，走出一条银行与企业互助之路。作者藉此强调，受大生集团、张謇操控的淮海银行，建基在投机而非投资观念上的交易所，破坏金融市场应有的独立运营规则，催生不出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

　　涩泽荣一在涩泽系企事业中推行《论语》与算盘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同时在社会上支持“新剧运动”和“文艺易风”。张謇并未如当时文人雅士一般仅将戏剧视作消遣与精神寄托，而将此作为改造社会风气的利器。张謇不仅如涩泽一样通过资助或参与谋划的方式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而且在词、曲、唱功方面均能有所指点。同样，两者都曾创办博物馆，以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作者在此基础上继续追索涩泽与张謇此类行为的思想动因，指出正是两人的东西文化的融通观，决定他们的行为取向。[15]，两者思想基础也有相异之处：涩泽更关心文化与实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生与协调发展，不脱其“从利益与道德合一的立场来处理实业与文明的关系[16]”；张謇则更多是出于拯救国人精神的目的，出于士绅经营乡里的传统风习与“公仆”心。作者由此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解说：为什么张謇矢志文化事业终至财力亏耗也不悔，而涩泽却“没有在社会文明的事业上像张謇那样几无休止地‘消耗’其财富”[17]张謇创办地方事业的动机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