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乌托邦——近代南通》述评(3)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江海学刊》2008年第05期 作者：章开沅 田彤 查看：
作者进而反思张謇与涩泽荣一一个“屡屡碰壁”、“不断成功”的根本原因，指出：“并非是两人拼搏的意志和能力的不同，而在于社会条件的大不相同。明治维新在政治上改革了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封建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束缚。而清末的新政只是在某些事业上有筛选、有过滤地试用西法，却并没有解除政治专制的枷锁。”[18]其实，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张謇在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间，已粗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19]如果作者对此能够加以细化分析，将更加有助于阐释张謇的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应该肯定的是，该书透过两者人生经历、实业思想、企业管理理念，不仅可以找到张謇与涩泽荣一生存背景的异同，更可以从中折射出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以及两国企业家命运的成功与失败的巨大反差，而且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发展之路的终极缘由。从这一解析层面来看，作者的功力与周见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效。
近代中国城市横向比较。如果说西方近代城市化的动力是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那么，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动力则是商业化、工业化与近代铁路的兴起。[20]南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异于开商埠或自开商埠的城市化，也不同于铁路枢纽的城市化。作者明确指出：“近现代型的城市必须拥有工商业的新的经济形态。具体而言，这样的工商业可以分为工业和商业两大类型。而所有开埠城市的主要经济形态普遍是商业化形态。这既是各种中外条约所限定而又不是当时这些城市开埠的目的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这些城市与口岸又被称作‘商埠’的一个原因。而在这些‘商埠’中，值得与南通作认真的比较的到是宁波、厦门、芜湖、上海、汉口等这些开埠早，而又确实发展迅速的城市。南通的城市现代化是依靠工业革命来推动的，这与依靠商业化来推动现代化的那些开埠城市不同。”[21]
那么，中国90余个商埠城市，尽管其中一些城市的工业化程度较高，是否会因其商业化的动因而导致城市产业结构的失衡?其后果又如何?作者先后梳理宁波、厦门、芜湖、上海、汉口五个城市的经济形态，并与南通加以比照，总结出一条可圈点的结论：“无论是约开商埠还是自开商埠，由于整个区域内或华界内自身工商业的极不发达而只能在不同程度上被动地接受这种商业化，导致了产业与商业的比重悬殊；使城市缺乏独立自存的能力。比例严重不当的经济结构，还使城市先天性地缺少抗风险能力。”[22]作者进而指出，正是包括工、农、商、金融、交通运输在内的大生资本集团的多元化经济形态，才成就一个有持续后劲、能向纵深发展的近代南通。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南通近代城市化肇端于大生纱厂的开办。大生纱厂是在一个基本缺乏必要的工、商、金融环境中生长。大生纱厂发展成为大生集团的过程，实质即是多种经济形态的形成过程。通读全书，我们会发现：作者在书中贯穿这样一条线索，即南通城市化的多元经济形态动力机制的成因，不仅是张謇思想的物化，也是大生集团发展的客观结果。
作者不惜笔墨考量的另一问题，是南通城市化在启动之初，即非单一功能，而是将城市规划与城市功能整合一体。作者为此提出这样的论断：大生纱厂所处的南通唐闸“在中国第一次将企业生产与社区，将工业化与城市化良好地结合了起来”，是城市化的“一种成功的模式”[23]。同时，出于为大生纱厂提供原棉生产基地的需要，张謇等人在苏北兴办垦植公司，由于产业链的原因，南通城市化带动了具有卫星城性质的农垦市镇的发展。这在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颇具特色。作者对此均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历史的机遇与主体的选择性
我们在考察近代南通发展时，尤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曾经为南通提供了怎样的生长可能，其缔造者张謇是否充分利用了这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