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乌托邦——近代南通》述评

　　原题为：《范式·比较·可能性：<东方乌托邦——近代南通>述评》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张謇与大生集团及其地方事业，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因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人文浸淫的南通，不乏探寻先贤足迹之学人。曹丛坡、穆煊开启档案整理、研究的端绪，余泽所及已造就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南通大学文学院钱健（羽离子）理应是个中翘楚。他生于斯，长于斯，20年来执著于张謇研究，除查阅张謇与大生企业档案、调查南通文化遗存、采访口述资料外，远赴欧美、日本搜集有关文献，已发表系列论文。其专著《东方乌托邦——近代南通》（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署名羽离子）即是其长期研究成果的总结，征引许多未公开发表的档案、抄件、忆述、书信与内刊文稿，论证较为严密，堪称一部与张謇共存亡的南通近代史。

　　该书凡九章28万字，既注重专精研究，又注重宏大叙事，较为全面地探析了张謇事业与近代194南通的崛起与衰颓：第一章从国际、国内的背景下阐述张謇建设新世界雏形的人生志向；第二章叙述中国式的工业革命，找寻南通工业革命的内在成因与特点；第三章谈论苏北圈地运动、南通近代农业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第四章主要从大生股份制度与淮海实业银行两方面，揭示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过程中的困厄；第五章讲述包括政治自治在内的南通近代城市化的构筑；第六章、第七章展示南通教育、文化、城市生活与精神风貌。第八章记述张謇在中外交往中寻找促进南通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及其困顿；第九章分析张謇所缔造的城市自治式的“乌托邦”的沉落缘由，并高度肯定南通近代化的历史意义。《东方乌托邦》一书呈现出较为恢弘的学术气象。

　　范式

　　随着张玉法、张朋园等人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的系列成果，与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罗兹曼的《中国现代化》等著作传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大陆以现代化为模式或至少是以其为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持续兴盛十几载。大陆史学工作者并非一味生硬模仿域外现代化研究，不满于“西方中心论”，与建基在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之上的西方现代化研究取向异趣，立足于从具体史实中发掘现代化的动因，“从宏观史学进行整体考察”[1]，构建中国现代化的解说模式，带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内政、外交等综合研究的趋势。现代化范式虽然受到柯文“中国中心说”、黄宗智“内卷化”及何伟亚、杜赞奇等后现代的理论的冲击[2]，表面上似乎淡出研究视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主体、传统与现代转换等问题已经内化为研究者的最基本的事实与价值判断的路径。

　　《东方乌托邦》一书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透过南通继续探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内在动因。一般而言，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过程。其动力是工业化，基本表征是城市化，基本核心价值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开放的价值取向。作者认为：“现代化自身定义的边界并不清晰，其内容和表述都十分驳杂，但有几个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也即是最基本的条件应是不可或缺的：即现代化至少必须包括政治结构及其制度的现代化、产业模式的现代化和思想文化与社会习俗的现代化。在中国，第一条件可以通过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政权结构暨制度来具备，第二个条件可以通过广义的产业革命包括不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达到。而第三个条件，则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和文化的更新过程才能真正实现。南通，至少在这几个方面并在更多的方面曾经在伴随失误和蒙受挫折的同时取得过足以垂入青册的成就。”[3]

　　工业化起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一词由恩格斯最早提出，系指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前期由英国开始、随后向世界各地扩展的从手工生产向大机器生产过渡的历史过程。工业革命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作者引工业化的分析思路，展现南通因工业化而发展成为中欧混合式城市[4]的特点、功能与规模。其中，尤对南通县精英自治与新兴文化气象有重彩描述。作者指出，“工商资产阶级在清末即已能主导地方社会发展”[5]，这是南通能在近代跃升的根本动力之一。对南通工业化，作者有精炼的评价：“南通之所以能成功地以自治为屏障来抵制皇权的罗网，之所以能成功地进行城市的政治革命，之所以能建设起为全国之先的新文化形态与初级的社会福利体系，之所以能从一个非开埠的闭塞的旧式州城跃进为一座新型的走进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先锋城市，正是南通从自身的工业革命中获得了强大的动力。[6]”经济发展终究会触动政治改革，带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

　　作者在书中对南通佛、道、基督教、伊斯兰教多种宗教和平共存而形成的“新的多元文化和城市生活[7]”感慨良多。南通是张謇及其集团的南通。这种多元宗教并存与张謇开放思想密不可分。我们已经知道，从思想根源与行为规范来看，张謇是不折不扣的正统儒家，但却提倡佛、道，除怡情雅趣外，主要目的是以此改造社会，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砥砺吃苦耐劳的民风。其对佛、道持“敬”而非“信”的态度。那么，张謇对基督教、伊斯兰教态度又如何?这曾是我们关注而又一时无从解答的问题。作者引用美国原始文献，论述张謇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指出张謇接纳基督教的目的是“向上帝祈助”“拥有高尚品质和领袖才的人们[8]”，并介绍两教、特别是基督教1894年至北伐前在南通的发展状况。作者旨在告诉读者，近代南通发展的另一重动力来源于开放的文化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