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3)

　　除了联络上述绅商外，济急会同人复于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邀集大批绅商公同筹议救济事项。会议的主要参加人员有招商局的顾缉庭、严芝楣，福余南的曾少卿，汇业董事左庆先、白星五，洋货业董事许春荣，茶业董事梁玉堂、袁　笙，四明公所董事朱葆三，天顺祥主人陈润夫，钱业董事陈笙郊、刘杏林、孙荻洲、谢纶辉、袁联清，丝业董事黄佐卿等人。会议结果，除多人当场认捐了大批款项外，各行业董事还“均允即转商同业，再行分别筹助”【36】。同救济会一样，济急会也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认同，所以它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收到了将近二万元的社会捐款【37】。

　　另外，济急会声势的壮大还得益于一个重要人物的支持，此人便是当时驻守在上海的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总办、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其实，盛宣怀甚至可以说是济急会的主要幕后主持者，因为作为该会重要主持人之一的施则敬明确宣称自己是“随同盛京卿诸公承办济急善局”的【38】。另外，盛宣怀还不时公开出面参与济急会的行动。例如，在该会成立不久，他就公开领衔与济急会同人向各省“制台、抚台、河台、漕台、提台、镇台、藩臬运道台、各局所、各统领”发出筹捐公电【39】。而许多省份的地方大员在很短的时间内也纷纷募助大批款项以示支持，例如，湖南巡抚俞廉三“允借银一万两”，浙江巡抚刘树棠、布政使恽祖翼等“合助银五千两”，江西布政使张绍华等共助银五千两，安徽巡抚王之春等筹助五千两，云南巡抚丁振铎筹助四千八百两，云南布政使李经羲助银二千两【40】；福建、四川、广东、山东、广西等省的大员亦“分别电助济急经费”不等【41】。正是鉴于这种形势，盛宣怀在九月初便放言“此举大约可凑十万以外”【42】。这无疑大大增强了济急会的活动能力。

　　除救济会和济急会外，上海还出现了第三个救援机构，即江苏绅士杨兆鏊、杨兆、尤炯等人于同年十月初创设的协济善会【43】。不过，由于协济善会的规模和影响远逊于前两个救援机构，而且其实际作用相对来说亦相当有限，因此这里对它的组织情况不再赘述。

　　应当指出，虽然当时其他一些省份也曾尝试过类似的活动，但并未出现可以与江南绅商相提并论的救援行动。例如，曾有江西绅士打算北上办理救济本省同乡事宜【44】，而身为广东人的郑观应在得知济急会的江浙绅商派人北上“招呼京津落难者回南”后，也立即催促自己在上海的同乡们展开同样的行动【45】，不过，前者后来根本未能成行【46】，而后者则是完全依靠救济会才得以行动的【47】。

　　三

　　在救援行动的具体实施上，应当说救济会和济急会的计划都考虑得较为周到。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首先，它们都对救援路线作了妥善的安排，不仅在南下必经的陆路上设立机构以救助从北方逃来的难民，而且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海路上，即从上海派发轮船北上天津海口，直接将大批难民运回相对安全的南方；其次，两会在护送难民南下途中都对之进行了妥善照料，从而使救助行动更具实际效果。

　　救济会的行动首先证明了上述情况。由于清江至德州一带是南来必经之路，所以其第一步行动是准备“在清江浦设立难民总局，派妥实之人至德州一带沿途查察”48。而且，在尚未派会中人员前往清江的时候，救济会就解银三千两，委托浙江布政使恽祖翼转托山东地方官员办理此事，并很快得到了应允【49】。此后，救济会又拨银八千两，派会友钱金裕赶往德州设立救济局【50】。这步行动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到九月中旬，当得知山东“青齐一带南人之留滞者饥寒困苦”的情况后，救济会再次拨银四千两、洋五百元，由会友姚少明等四人前往济宁设局，开展救援行动。【51】

　　不过，在清江至德州之间的行动只能说是外围工作，因为当时南北道路阻绝，能够逃出京津地区的难民毕竟是少数，所以救济会很早就决定“派轮船往津”接运被难官商【52】。只是由于这个计划颇具深入虎穴的意味，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故而落在了清江行动的后面。后来，在得到轮船招商局拨定“爱仁”号轮船相助后【53】，庚子年闰八月二十二日（1900年10月15日），救济会主事陆树藩会同德国医官贝尔榜、德国人喜士、前中国驻法参赞陈季同、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以及司事等共计82人，由吴淞口启行北上，于二十六日（10月19日）上午抵达大沽口【54】。此举标志着救济会的第二步救援工作正式实施。

　　以九月初五日（10月27日）在天津针市街火神庙设局为开端【55】，陆树藩在随后的一个半月时间中救助了大量的难民。除天津外，还向保定、芦台、唐山、沧州、固安等处“派人前往招徕”流落当地的难民。到陆树藩回到【56】上海的十月下旬，救济会已经救出被难官民5583人【57】。应该指出的是，救济会救助的人士并非全是如其最初宣称的“被难官商”，因为在它运送回南的第一批名单中，就有十余人的身份是小工【58】。另外，上面这个数字还远不是救济会最终救助的全部人数。因为当陆树藩回南后，救济会并没有立刻撤局，继续收聚“散在四乡”的难民【59】。直到次年二月间，救济会还运送了两批共约一千名难民回南【60】。

　　济急会在救助难民回南方面毫不逊色。该会首先也是自清江至德州“沿河一带为止”开展救援【61】，并且早在闰八月初就请刘兰阶等人动身前往了。另外，济急会还商请山东巡抚袁世凯从官局先“垫发银五千两”交与刘兰阶【62】，从而保证了救援行动能够迅速展开。至于其第二步行动则是直接从京城救护难民回南。起初，济急会只计划从“德州以上至津京一带，另延妥友分头举办”【63】，但盛宣怀认为，必须在京城“请各省京官设一局所，方能办事”【64】。恰好李鸿章因准备北上议和而于八月下旬离开上海，济急会同人趁机请随其进京的幕僚杨文骏等人主持北京的救济事务【65】。杨文骏等人抵京后，立即在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内“收拾两间屋为公所”，开办了京城济急分局【26】。当滞留京城的南方京官们得知此事后，到公所“来探闻者日不暇给”【67】。而济急会在北京的行动成效也是相当可观的。到九月十三日（11月4日）止，它就已经解往京城五批银洋，共合规银七万余两【68】。

　　因此，对于需要救助的被难京官，济急会在救济额度方面颇为宽松，规定“酌量人数匀济，至多每人不得过一百金”，若“有出京而百金仍不敷者”，则“随时添助”【69】。并且在从京城往天津的路上一路妥善护送：京城至通州段，由“李幼山、董遇春带翻译赴通州照料”；通州至杨村段，由杨莘伯“带翻译等赴杨村照料”，塘沽由“（张）燕谋京卿派矿局洋人白乐文照料”【70】。尽管从北京救回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但由于它的款项相对救济会来说更充足一些，且运送的第一批难民就有一千数百人之多【71】，所以其救助的总人数应当不少于救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