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2)

　　应当说，上述观点在东南各省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例如，扬州的一位孝廉就认为：“试思彼苍生我，我人也，北方官绅商民亦人也。我之乐如此，非如饮食衣服之不可须臾离也；人之苦如彼，非有遗孽隐匿之足贻上天怒也……且我既得遂其为我，是天独厚于我，我何不稍存恻隐以承天？”【17】一位不知名人士显然以南方身份倡言道：“比闻北直被兵，民生涂炭，因念吾辈处东南无事之地，得以全性命而保家室，倘坐视彼土劫烬之余，一任其生者流离，死者暴露，而不思援手，扪心何以自安？”【18】尽管因时代局限，上述言论大多带有浓厚的因果福报色彩，但从中不难看出，南方社会对实施救援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具有相当共识的。此外，或许这些言论并不只代表着江南地区的声音，但在具体活动中，江南社会确实居于无可争辩的主体地位。

　　二

　　事实上，江南社会一直密切注视着华北形势的发展，所以江南绅商极有可能在接到来自华北的直接求救信号以前【19】，就已经通过其他各种渠道知晓了华北兵灾的大致状况，并且早在庚子年八月间便以上海为中心开始准备救援行动了。其最明显的表现便是两个规模较大、组织较为完善的救援机构于当月中下旬先后成立，这便是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

　　首先成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救济善会，其公开宣布成立的时间恰在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逃到太原的前一天【20】，即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1900年9月9日）。是日，救济善会同人在《申报》上刊出公启，对其缘起进行了说明：

　　近因京师拳匪为非，激成大变，列国师船连樯北上，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炮火环轰，生灵涂炭，兵刃交接，血肉横飞。最可怜者，中外商民寄居斯土，进无门，退无路，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即死于饥渴沟壑之内。身家尽毁，几如釜底之鱼，玉石俱焚，枉作他乡之鬼。呜呼痛哉!能无冤乎？某等不忍坐视，先集同志筹捐举办，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名曰中国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省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商领兵官发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携向军前救护。【21】

　　救济善会公所设在上海北京路庆顺里，其首要主持者是浙江湖州人、在籍户部山西司郎中陆树藩。不过，这个动议可能是由杭州鼎记钱庄执事潘赤文提出的，因为根据陆树藩自己的说法，他是得知潘赤文“大发善愿，拟救济北京被难官商，先垫巨款”后，才产生创设救济会念头的【22】。而且，潘赤文后来也成为救济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23】。但无论如何，救济善会的主要创立者是一些江南绅商，应是确定无疑的。

　　救济善会成立后，立即采取了三个行动来扩展自身的社会影响。首先，它联合了相当一批江南绅商来扩大组织网络，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申报》馆协赈所、杭州清和坊鼎记钱庄、苏州东大街同元钱庄、广东源丰润票号、宁波北江下富康钱庄、绍兴保昌钱庄、杭州庆福绸庄、苏州中市仁和钱庄都设立了救济会的收捐处【24】。另外，上海其他一些报馆也在发送报纸时帮助救济会分送捐册【25】。其次，它委托当时的上海道余联沅照会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请其“颁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军前随时救护”，德国总领事也很快便“缮给执照”【66】，从而扫清了北上的外部障碍。最后，它向当时暂时停留在上海的李鸿章禀告了自己的救援请求，很快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27】。后面这两个举措为救济会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为这使得该会可以“相机行事，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与洋人办事则昌言善举耳”【28】。

　　由于救济会的组织工作堪称完善，很快赢得了江南社会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它成立不久，当时旅居上海的刘鄂就筹垫了一万二千两的巨款送交救济善会，上海道余联沅也捐银一千两，轮船招商局委员谭干臣、韦文甫和郑观应等人则拨助大米五百石【29】。晚清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捐助自己的著作数十部，并“自书单款楹联两副，嘱一并变价助振”【30】。上海的一位医士则表示，只须救济会“给以凭票”，即可收诊其救回的病人【31】。据救济会人士所言，当时“宦海儒林均极踊跃，即佛门中人亦大发慈悲，朱提慨助”，“甚至六龄弱女亦捐压岁之钱为拯灾之助”【32】。尽管这种说法不无夸张之处，但救济会彩票的发行可从一个侧面证明捐助救济会的热烈程度。起初，救济会意欲尽快筹集款项，因而在九月初“拟开彩票”，不过当时由于彩物“需件甚多”，一时还只是个设想【33】。岂料仅过了一个多月，它所收到的捐助便足以制成每张售洋二元的“得物票二千张，计设得物者有五百张之多”，并从十月十五日（12月6日）开始发售【34】。所有这些情况表明，救济会在江南造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不过，或许是因为陆树藩、潘赤文等人并非是江南地区最著名的善士，所以救济善会并不是当时最大的救援机构。而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一批善士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施则敬等人尽管设立济急善局的时间略晚于救济会，但其规模很快超过了后者。就在救济善会发布公启后仅九天，严信厚等人也在《申报》上发布公启，在宣布济急善局（后亦称作东南济急会，简称济急会）正式成立的同时，也显示出济急善局从一开始就有着比救济善会更大的社会联系面：

　　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国面谕，并接同乡好善诸君函嘱，集资往救以尽桑梓之情，因议在上海三马路《申报》馆、后马路源通官银号、陈家木桥电报局、六马路仁济善堂、盆汤弄丝业会馆设立济急善局，即由信厚等分别筹办。一面函恳杭州同善堂樊介轩、高白叔两先生，苏州吴君景萱、潘君祖谦、尤君先甲、郭君熙光、焦君发昱、徐君俊元、喻君兆淮、吴君理杲、尹君思纶、倪君思九，江西丁少兰观察，镇江招商局朱君煦庭诸善长，暨则敬胞兄汉口招商局紫卿二家兄，随缘劝助，源源接济。【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