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4)

　　另外，救济会和济急会还在救护难民回南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两会同人早在八月下旬就互通了声气，曾约定“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对于双方都开展救援行动的清江一带，救济善会将“所有潘君赤文、陆君纯伯已经解交恽心耘观察代收转运之款，即由陆君纯伯电请拨归刘君兰阶查收，严君筱舫诸君俟恽观察复电到日，立即照数就近拨还”【72】。后来，在济急会于京城设立分局后，尽管济急会曾经声明“救济会系陆纯伯部郎专办天津一路，济急会系盛京堂及诸同仁专办京城、德州两路”【73】，但济急会有三百余人“不及护送出京”时，还是委托入京探访情形的陆树藩设法带回了天津【74】。

　　对于运回上海的难民，两会继续给予良好的照顾。还在北上接运难民之前，两会就共同请求“寓沪各省官绅顾全乡谊，各先预备房屋、床桌等件，免致临时局促。一面并请郑陶斋观察派友分恳各栈主，量予通融，暂准免收房饭等资，以期时艰共济”【75】。长发等八家客栈亦应允“被难绅商来沪投栈，不计房钱，祗收饭金每口日钱一百二十文”【76】。这在后来确实得到了落实，例如，救济会第一批抵沪难民即“分住名利、长春两栈”【77】；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下午三点钟，当“安平”轮船行抵上海金利源码头时，济急会的任锡汾、施则敬等人亲自前往查看，见“中有广东人苏邦，大小各二口，穷苦堪怜，即嘱赴长发栈暂住。浙江杭州人田永泉，大小各五口，安徽合肥人张万珍，大小各两口，均嘱处鼎升栈暂住，各给本会票据为凭”【78】。在整个救援行动期间，诸如此类的照顾屡屡可见。

　　两会还接受南省人士的委托，开展了大量的代为寻人、送钱和送信工作。它们在这方面同样成效卓著，以至于聂士成的儿子也在其父战死后，专程到救济会和济急会公所求助，请其寻找流落北方的家眷【79】。而且，两会后来也不负所托，在古北口找到了聂家人的下落【80】。至于受托汇钱汇信的事务更是数不胜数，救济会前后共代汇信“一千数百户之多”【81】。济急会则在刚开始代办此项事务不久，就因“托寄信件太多”，不得已规定必须“改用薄纸小封，并删除一切客套闲话，方可代为递寄”【82】。

　　应当指出，在开展救助行动的同时，救济会和济急会也并未忽视对京津地方的灾后赈济。在天津，陆树藩在抵达后不久，便因城厢内外皆多弃尸而开始办理掩埋事宜【83】。九月中旬，救济会在天津设施医舍材局，并在“城厢内外按段分设平粜局”【84】。又因“津郡乱后，失业者多”，拟集资在浙江海运局内开设天津工艺局【85】。在北京，救济会委托刘鄂同样开办了平粜、掩埋及施医诸事项【86】。济急会亦在救护南方难民出京之外，“旁及施衣、粥厂、掩埋、赈给诸善举，力所能及，无不兼营”【87】。应当说，两会的这些举措对京津当地灾民恢复正常生活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此次救援行动的最终费用相当可观，济急会用银达五十余万两之多【88】，而救济会综计所费亦将及二十万两【89】。其中为数不少的款项来自于江南社会的捐助。至于许多省份官方提供的经费支持，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些经费并非纯粹的官方拨款，而是由救援机构主动向其募助的，并由该机构自行支配，因此这些资金可以说具有很大的民间性质。

　　最后，关于这次行动的救助对象还需要作一点说明。起初，救济会和济急会试图救助的实际上只是江南地区在华北被难的人士，例如，前者在章程中声明此举欲“专济东南各省之被难官商”【90】，后者亦公开宣称自己的行动“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91】。从最后结果来看，两者实际上救助的也确实以江南地区的难民为最多。不过，在南方其他一些省份的官商士绅对两会的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后，济急会很快重新设定了救助对象的范围，其规定是：“现在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救济。”【92】至于救济会虽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其事实上也救助了不少江南以外的难民。而这样一来，不仅使这场救助行动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而且其实际作用亦辐射到更为广大的区域。

　　四

　　这场救助行动得以发生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北方的战祸，但是促成该行动的社会基础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机制。大体而言，该行动包含着三条不同的社会脉络：其一是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的慈善传统，其二是晚清时期形成的以江南为中心的义赈实践，其三则是西方近代公益事业对中国的实际影响。正是在这三条脉络的交互作用下，这场跨地区进行的救助行动才在时代需要的情况下成为现实。

　　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够作出上述反应和行动，首先是因为该处自明清以来便形成了远胜于其他地方的慈善传统。对此，《吴县志》中的一个广被引用的说法即为显著例证：“吴中富厚之家多乐于为善。冬则施衣被，夏则施帐扇，死而不能殓者施棺，病而无医者施药，岁荒则施粥米。”【93】这个传统到晚清时依然未辍，而上海尤为突出，以至于时人曾戏言：“君亦知人皆乐为上海人乎？……至于身死之后，并可借得一具美材以掩遗骨，妻妾能守则有清节堂赡之，子孙能读则有各义塾教诲之，病则有医药，饥则有热粥，寒则有棉衣，皆可仰望取给于各善堂也。”【94】此言虽戏，足见上海慈善事业的兴盛程度。而台湾学者梁其姿更从实证的角度表明，在善会善堂的数量方面，江浙两省在整个清代都占有对别处极为明显的优势【95】。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江南绅商在上海使用传统善会的名义来组织救援行动，显然是个颇为自然的举动，同时也就不难理解其为何在活动中大量运用传统的慈善话语。

　　不过，善会善堂的救助范围毕竟有限，梁其姿的研究就清楚地表明，自嘉庆以降，江南善会善堂的基本发展方向是为小社区服务的【96】。即使清后期存在着以“江南育婴圈”为代表的慈善系统【97】，其最终指向也是江南地方内部，并不足以支持跨越地方边界的社会救济行动。而江南绅商在此时得以远远跨越地方边界，深入到另外一个地方空间开展救济活动，是因为江南地区这时已大体形成了一种跨地域救荒的实践机制，这就是业已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晚清义赈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