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6)

　　张太原则认为《独立评论》对中共的评论，使原本同属于“新思潮阵营”的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一个既争论又合作的时期后，双方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到30年代由于受社会主义及学习苏俄潮流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对中共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该刊对中共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二重性：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中共有着“同情和赞许”的一面；同时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共又有着“批判和反对”的一面。在逐渐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对立的中国，随着各自势力的消长，前者可能使该刊周围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向“左转”，同中共进行某些合作；后者可能使他们向“右走”，投入国民党政府。（注：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若干思想家研究的深化

　　敖光旭通过对章太炎“学隐”思想的发掘，力图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章氏“学隐”思想包括“逼”、“隐”、“反”三个密切相关而各不相同的层面，历史中心论和“严种族之别”的民族主义是其本质特征，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清代汉学家精神风貌的独到洞察和阐释，则构成了其核心内容。章氏“学隐”思想，体现了其民族主义的特质、风格和深度，真实地揭示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是乾嘉考据学得以形成的枢纽这一内在联系。总之，只有将章氏“学隐”说与文字狱高压说、“盛世”说、“内在理路”说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找到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近乎完善的答案。（注：敖光旭：《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及其渊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陈焕章是民初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与孔教会其他人士一道，致力发掘传统儒学“神学”及“现代性”内涵，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国教运动。韩华认为，国教运动是以陈焕章为代表的介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知识精英发起，力图通过国家立法形式重新确立儒教正统地位，从而复兴传统儒学的思想文化运动。国教运动思想家以“保教”为手段来“保国”，体现了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却与民初民主主义产生了矛盾，将本来属于“人文化”的传统儒学重新塑造为“神文化”，也有违“传统”，从而注定了国教运动失败的命运。（注：韩华：《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王中江研究了梁启超思想，将梁氏视为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作者认为，梁氏通过把进化主义设定为普遍的公理和普遍的价值，建构起他的合群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世界秩序观、社会政治变革观和社会历史进步观。他不仅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而且用来促进中国的富强。他将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急于使中国用物质力量迅速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竞争，但这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当化，他本身也失去了“人道”和“公理”的立场。（注：王中江：《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5.国家、社会与民众互动关系的探讨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2002年8月，中国社会史第九届年会在上海举行，与会学者从社会互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社会文化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地方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要求人们不只是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地方、民众与国家的反向关系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中找出更加合乎客观历史的规律性。“国家—社会”理论解释模式，主要致力于建构地方社会系统与国家统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着重分析社会空间对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从而消解了意识形态化的民间与国家的对抗关系，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制度、精英、信仰、仪式、组织、风俗、社区等内容对国家的塑造功能，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走向。吴建华、唐力行、林济、魏光奇等人，对政府、地方士绅与民众三方面的关系做了分析，探讨了国家、民间社团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孙江的《星星之火：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一文，从文化与社会衔接的全新角度揭示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深层矛盾。（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左玉河围绕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探讨了政府与民众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遵循阴历的社会下层是一股潜在而持久的势力，它来自几千年形成的日常生活习惯情势和深厚的日常民俗文化。历法上“二元社会”的对峙与调适，说明社会风俗变革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及渐进性，决非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所能解决。政府推行的移风易俗这种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动，必须采取慎重的渐进方式。如果政府推行的变革之举，合乎民众改变旧的社会陋习的愿望和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尊重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采用渐进的方法和稳妥的步骤革除恶风陋俗，很好地处理政府与民众之间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完全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注：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6.话语转换与文化转型

　　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祝兴平认为，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使得文化传播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出现了民间化的特点。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清末民初造就的新知识群体，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的强大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因素。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白话媒体空前活跃，反映了大众化、平民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导引和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注：祝兴平：《近代媒介与文化转型》，《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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