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3)

　　张九洲研究了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指出其如下几点表现：首先，改革财务行政，成立了度支部、税务处、清理财政处和督办盐政处，使中央财政管理的事权得到了统一。其次，设立银行，力图建立公库制度。其三，清理财政，试办财政预算。这些改革措施虽未能完全实施，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清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如在财政管理上开始了近代形式的国家预算编制；确定了近代财政科层管理的体制；推进了政府财政管理专业化的发展和财政调控能力的加强。但整个来说，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未解决好，不仅使改革的成效有限，而且还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速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分裂和垮台。（注：张九洲：《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朱俊瑞也认为，单纯强调政治改革对经济改革的制约并不符合近代社会改革的实际。庚子之变后，“国库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既是刺激清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的原因，又是“新政”难以实施的重要因素。清政府在全面经济困境的陷阱里奏响新政乐章，无疑已写下了失败的休止符。清政府虽一度大规模地推行清理财政工作，加强对财政的集中管理，但已无法在根本上改变由经济运作和利益分配所造成的地方自主局面，并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离心离德，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注：朱俊瑞：《晚清政治改革中的经济制约》，《齐鲁学刊》2002年第4期。）

　　社会史

　　1.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开拓

　　李长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从物质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生活方式三个层面，考察了近代上海人的生活形态。内容包括：五光十色的西洋器物的传入及其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尊卑失序与社会平等观念，享乐奢侈之风与消闲消费观念，妇女走上社会与男女平等观念，婚姻关系与婚姻观念的变化。作者指出：生活方式的变动是近代伦理变迁的启动因素；民间生活伦理是近代伦理的内在源流；民富国强是近代伦理的价值核心；西国富强榜样是近代伦理的参照。

　　茶馆是市民消闲的主要场所，日本学者铃木智夫选择茶馆最为集中的江浙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茶馆是中下层人们休息和社交的场所，是集会和交易的场所。这个公共场所集多种功能于一身，被当地人以俱乐部的方式利用着。江浙地区茶馆的特别功能是“吃讲茶”，人们通过吃茶调解争端，“饮茶之后，言归于好”，把众多普通问题的解决由法庭移位到茶馆之中。而茶馆则开辟说书、唱曲乃至于设立赌局等多种形式招揽顾客，使茶馆成为一个热闹的小社会。（注：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迎神赛社是民间最重要的集祭祀和娱乐双重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区活动，但很少研究。赵英霞认为迎神赛社除了具有娱乐和祈神禳灾的作用外，还有一种更重要而且被人忽视的凝聚社区的功能。乡村的演戏酬神活动往往以社区为组织单位和活动单位，因此，它的社会功能远远超过娱乐本身。（注：赵英霞：《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社会生活的研究中，很少涉及社会陋习改革问题。程郁考察了民国时期妾的法律地位的变化后指出：北洋政府时期，法律明文规定了妾的身份，妻的对方人称夫，妾的对方人称家长，妾被视为家属中的一员，家长与妾的关系是合法的契约关系。南京政府的法律正文中除去了妾的字样，但没有明确的禁止纳妾的条文。直到1935年修订刑法后，未得妻的许可的纳妾才被视为通奸。（注：程郁：《民国时期妾的法律地位及其变迁》，《史林》2002年第4期。）严昌洪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的内容及这次活动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民众的相互关系，认为中央政府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动者，所提出的措施促进了恶风陋俗的减杀。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支持者，但缺乏主动性。民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参与，但对于改革陋习缺乏热情。这三者的态度和关系，使得许多陋习禁而不绝。（注：严昌洪：《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动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城镇与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近代城市流动人口是这几年人口和城市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多集中在人口的进入城市，很少研究人口的流出城市。邵燕婷在对19世纪60年代上海流民离沪情况做了考察后指出：1860年前后上海涌入了100万流民，在1865-1870年间，有80-90万流民离开了上海。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流民赴沪的动因是太平天国战争和自然灾害，当这些灾害过去之后，很自然的大部分人会回归本土；二是60年代的上海只有少量的工厂，无法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遂把流民推回乡村；三是清政府通过颁布垦荒令和减免赋税，吸引流民归土。这种城乡之间强劲的推力和拉力，造成了上海现代化初期人口的剧烈变动。（注：邵燕婷：《19世纪60年代上海流民离沪原因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关于中国历史上集镇的状况，过去的研究成果有两个缺欠：一是相对集中于对某一地区的研究，缺乏横向比较。二是偏重于明清时期，对近代关注不够。鉴于这种情况，慈鸿飞对近代镇集的数量做了研究。（注：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宾长初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他认为：近代中国镇、集的发展比前代更迅速，特别是中心市镇的蓬勃兴起和现代商业在镇集的发展，标志着镇集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注：宾长初：《近代中国镇、集的发展和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