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4)

　　对于近代农村的研究，已往大多注重于农村人口、经济和村落的区域分布，对于村落自身的构成状况则较少研究。王庆成考察了19世纪后半叶华北地区村落的外部形态，认为北方村落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村落不占多数；为安全需要，若干村落环筑土墙或设立“庄门”；为农事、生活及精神方面的需要，很多村落在村内和村外掘井、立庙。他还描摹了一些显示当时村落形态的村图，描述了村落的街巷、房舍和道路交通状况。作者依据罕见的“青州村图”和“深州村图”等资料，研究了晚清直隶、山东一些村镇的规模、家庭构成、村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比例等问题。他认为：晚清时期的“镇”不一定是商业聚落，不少“镇”人口不多，又无商店市集，只是乡间自然村落的一种名称。村镇的户均人口多在五人左右，入学者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二。穷民、残疾、节孝等弱势人群占相当比重，老年人口偏低。性比例严重失调，男性远远超过女性。就人口年龄分配而言，基本是稳定的人口类型。（注：王庆成：《晚清华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晚清华北村镇人口》，《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王跃生考察了民国时期河北农村的分家行为，认为20世纪30-40年代河北农村仍然是传统色彩浓厚的社会，分家行为通常在兄弟婚后发生。一般而言，贫穷阶层缺少维系大家庭的物质基础，各自谋生成为主流；富裕中农家庭对生产的协作要求较高，容易维持不分家的状态；但若家长去世，分家仍然不可避免。（注：王跃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南农村分家行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陶飞亚考察了以山东泰安马庄为中心的耶稣家庭。这种耶稣家庭发端于1927年，到1940年代末扩展至七八个省，直到1952年以后才消失，一度形成很有规模的中国乌托邦运动。作者认为，这些耶稣家庭，把宗教与世俗生活结合起来，在团体中废除私有财产和血缘家庭，大家共同劳动，过平均主义的集体生活，是一场在基督教教义指导下的持续了近30年的中国基督教乌托邦运动。（注：陶飞亚：《耶稣家庭与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保甲制是中国传统的乡里制度，在20世纪初开始转型为现代的地方自治体制，但是后者并未能够得到巩固，因此，30-40年代国民党政府又在乡村推行新的保甲制度。李伟中考察了这一社会现象，认为：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虽然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仍然有着重大区别。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分为“剿共”和“新县制”两种形式，它们在推行的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都有比较大的区别，但是同属于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并不是对于传统保甲制的简单仿效，而是一个与地方自治从对立到融通的过程，借助于此，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渗透也步步加强。（注：李伟中：《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

　　3.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兴起

　　过去研究鼠疫史的主要是医学界，近年来随着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传入，社会史学者也开始介入。李玉尚考察了震撼世界的云南鼠疫。一般认为，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中国云南，经广西传至广东、福建，1894年经由香港传播到世界各地。云南的鼠疫起于乾隆后期，其中以乾嘉、咸同、光绪年间最为剧烈。以往对于鼠疫的研究侧重于发生时间、流行路线、流行区域、患亡人口和流行特点，本文则主要是研究社会各界的应对措施。作者指出，在光绪以前的医学著作中，没有明确记载鼠疫及其治疗方法，所以传统医学对于鼠疫的流行基本上束手无策“一概指为天灾”。民众的应对措施主要是消毒和隔离。现代防疫制度则是宣统年间清政府在对东北鼠疫的防治中开始建立的。但是由于鼠疫所具有的烈性传染以及中医治疗手段的无效，1887-1949年云南、广东、福建在绝大多数年份里，患者的死亡率都在80%以上，说明在传统条件下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是难以阻止鼠疫扩散的。到20世纪30-40年代现代西医的抗生素和抗鼠疫血清手段输入后，鼠疫的传播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注：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余新忠考察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瘟疫的时空分布，瘟疫的种类及其影响。这次大瘟疫从咸丰十年开始，到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基本结束，波及32县次，主要集中在江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6个府以及上海，均为太平天国战争惨烈地区或难民大量流动之地。战争是这次瘟疫发生和流行最主要的原因。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注：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瘟疫与战争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除了传染病及其防治问题之外，医学和医疗问题也是公共卫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何小莲以教会医院为核心，考察了西医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医疗制度变革的巨大影响。作者指出，晚清以前中国的传统医疗制度，以家庭为单位，医生单独执业，医疗单位以“医家”而非“医院”的形式出现。西方医疗制度引进后，使中国医疗制度向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其中，在华教会医院是中国仿效西方医疗制度的样板，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医疗空间从家庭到医院的转换，而且在于教会医院所接纳的多为无助的穷人，体现了医院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对于中国新的医疗制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深刻影响。（注：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史林》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