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4)

　　四、抗日战争史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抗日战争研究成果丰盛，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抗日战争的各个方面，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日本侵华罪行研究。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问题，有学者编辑了28卷的资料集，汇集了日本、美国、德国、国内各档案馆收藏的相关史料，以及口碑史料，其中有很大部分为首次刊布。[42]还有学者利用该项新史料写成专著，对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大屠杀的时空界定、性暴力发生的位置与特点、新发现的埋尸地点以及民众对日军暴力的抵抗，都比以往作了更深入地研究。[43]关于细菌战问题，有学者揭露了日军在江西实施细菌战的过程和实况，并对近年来中国民间细菌战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诉讼进行了法律方面的分析。[44]关于战时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问题，有学者编成了资料集5卷，内中刊布了500多名幸存劳工的口碑史料，真实记述了日本侵华时期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九州岛煤矿、本州金属矿业、日本各地土木建筑、港湾装卸与造船等共计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4万名中国劳工的苦难经历。[45]关于”慰安妇”问题，有学者利用台湾省编印的有关史料，以及中央档案馆尚未对外开放的日军战俘口供，并结合实地调查，揭露日军在华北地区慰安所的分布、形态与特点，以及日军强掳慰安妇的手段，说明战时慰安妇制度是由日本政府与军方操纵而实施的，并非商业行为。[46]

　　二是日本侵华政策研究。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有学者用新发掘的史料，记述日本右翼文化人在思想宣传、学术情报、奴化教育、新闻舆论、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实施的”文化战”，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并非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和文化人。[47]另有学者对日本侵华造成的中国公私文物损失、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和战后中国对日本掠夺文物的追索等进行了论述。[48]关于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源问题，有研究把它上溯到明治维新后大陆政策的制订时期，认为日本从发动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一切对外侵略，都是大陆政策实施的结果。[49]也有研究日本右翼的专著，论述了日本右翼在19世纪产生的历史背景，右翼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及其特点，右翼组织在战前、战时以至战后的演变，及其在不同时期对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影响。[50]

　　三是中国抗日研究。对于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和国共两党的作用问题，有学者指出：第一，抗战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第二，中共提出并且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民心，从而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抗战，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形成了全国抗战和全民族抗战。第三，在抗战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但在抗战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51]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有学者把领导权与领导者区分开来，认为领导权主要是指以正确的主张和模范的行动影响和引导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主要进行政治领导，这与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不是一回事。如果就后者而言，那只能承认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52]对于正面与敌后战场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党派的抗日战争，而是全体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53]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学者从中共高层决策的角度，探讨其具体过程，从中可见中共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的提出，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每一步都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方面的反应，自身的成熟密切相关。[54]对于蒋介石的抗日态度问题，由学者研究了日军在广州对蒋介石政权进行秘密谈判”诱和”的所谓”桐工作”。现据辨析，此事对中方来说，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意见都是假的；对日方来说，是为了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巨头会谈”。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汪伪政府成立后认识到日方以谈判”欺诱”而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没有立即关闭秘密谈判之门。[55]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有人认为，它始于”济南惨案”，逐步具体化于”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之后全面展开。其内容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这些举措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乏政治思想局限性。[56]关于抗战期间知识分子的动向，历来多从民主运动的角度着眼，现有人利用”朱家骅档案”和相关史料，以西南联大为中心，以抗战时期教授与学潮之间的关系为个案，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了抗战前后国民党与知识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以后国共权力交替所产生的影响。[57]

　　关于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进行研究，本年度仍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从经济上，极大地减少了中国经济的存量，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从政治上，使国民党集权变成了现实，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在此后争取民主的成本和代价。[58]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但又使得新的现代化进程悄然开启，在政治制度方面，使进步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从此独裁在与民主的较量中很难占到上风；在社会改造方面，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新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在经济方面，虽然战时经济体制变革带有明显的被迫性，但从客观上看都包含了现代化的因素。[59]此外，也有学者对战时中国文艺的发展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解读，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巨大创伤，但自五四时期开始高涨的以新文化运动为主流的文艺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中断，战时新文艺的现代性进一步强化和理性化，日益注意传统旧文艺与现代新文艺的关系、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的关系、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等文化现代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成果，从而把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6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