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2)

　　二、晚清政治史

　　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重视实证研究方法；二是重视制度史研究。

　　关于太平天国的制度。学界一般都把冯云山所创建的”上帝会”，称为”拜上帝会”，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宗教组织。前者在金田起义后，因会众一律实行军事编制而逐渐名存实亡。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但不少学者根据”拜上帝会”这一所谓的宗教组织名称相推演，称之为”拜上帝教”。[12]至于《天朝田亩制度》，与历史上的”均田制”比较，没有类似”桑田”与”永业田”私有的规定，它的”分田”与”均耕”只是平均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旨在实现产品的均分和同享，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只是对其误解的说法。[13]太平天国虽然设有圣库和负责管理圣库的总圣库等官员，但负责”生活必需品”供给的官员还有总圣粮、典圣粮、典油盐、典买办等等，这些官员并不以总圣库为首，所以其生活必需品供给方式不应称为”圣库制度”；官兵的礼拜钱、俸钱与高级官员吃肉都有等差，所谓”圣库制度”并不是绝对平均的”军事共产主义”；圣库是已经在朝内和军中建立的一种机构，《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国库是打算将来在每个社会基层组织建立的仓库，二者在机构的”级别”、性质、职能和物资来源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且没有必然的联系，用国库来解释圣库是不妥的，说国库来源于圣库亦纯属推测。[14]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尽管仍是封建性的，妇女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提高，但在生产劳动、恋爱婚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女性美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则呈现出难能可贵的自由精神，其缘由则主要是广西客家和壮族妇女的习俗以及宗教等因素，并不是太平天国采取了解放妇女的主观措施。[15]

　　关于戊戌变法的史实。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果的是茅海建。他利用大量档案材料，从追求”史实重建”这一学术宗旨出发，对一些重大史实作了精心考证和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主要涉及了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16]此外，他还仔细地研究了允许司员士民直接向皇帝上书这一重大改革举措，统计出在大约6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457人次至少递交了567件上书，现存275件上书的原件和抄件，并据此考察司员士民在历史过程中的观念与思想，进而指出：如果以世界各国已有的军事改革、外交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标准，如果用以后100 多年来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所走的曲折道路相对照，司员士民在上书中提出的军事、外交上的诸策，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其实大多为”救时的偏方”。[17]又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指出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以往作为”公车上书”研究主要依据的康有为的《我史》，这是一不可靠的史料，然而通过这类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18]。

　　还有学者研究了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和内容真伪问题。对于其成书时间，认为定在康有为逝世前的1927年应该是相对准确的，既有当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也更易于把握其史料价值。而以往学界通常认为的撰写于1899年初，以及康氏自说的起稿于乙未(1895年)，均是不完整和不可靠的。[19]对于其真伪问题，认为康氏将两次应试并作一谈，含混其辞，对戊子年落榜避而不言，却极力渲染己丑年不中的缘由，试图给人印象，他所以乡试不中，全是由于徐桐的挟嫌报复，其本意或只在遮掩连续两次落第之羞，然而其后果则既障人又自陷：后人既欣然接受其”合二为一”说法，又据此指认其”误记”、”颠倒事实”乃至手段卑下，人格有亏。[20]关于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有学者对以往的袁世凯八月初四日在京向庆亲王奕劻告密说提出商榷，认为以往之说缺乏根据，而荣禄才是告密的最有可能的人选。[21] 也有学者通过新的档案、文献资料考释，具体考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认定袁世凯是告密的元凶。[22]

　　关于清末新政的制度变革。在科举制度方面，有人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用比较的方法，具体考察了科举停废对士人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众多士子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再度融入并服务于社会，不仅基本能够维持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权力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23]也有人认为，晚清”废科举，兴学堂”，清廷仅认为是一个教育制度的改革，结果则导致了儒家社会的全面散构与转型。这主要体现为：传统士人失去了科举入仕的制度性约束与诱导，不得不因应时势，接受新式学堂教育；传统士人与儒家理念相离异，而投向标榜民族、民权的辛亥革命，还使乡村宗族社会随着大量绅士离乡进城无法再产生以儒家伦理为规范的绅士阶层而失去领袖与重心。由此，使中国社会三维共构中的文化之道统、政治之王统、社会之族统先后崩溃、倾覆、散构，开始了新的构建与转型。[24]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有人撰写了第一部研究邮传部的专著，除了对该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作全景式扫描之外，还重点论述了它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作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