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3)

　　仿照外国政治制度改革传统官制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了改造利用原有官吏，使之适用新体制的需要，清政府对官吏考绩制度作了变通调整，从1904年开始实行考核州县官吏，试图通过体制内变革，解决吏治腐败的积弊，并为推行新政考察和选拔能员干吏，巩固权力基盘。但督抚势力坐大，革故鼎新难以兼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而只能避重就轻，使改革徒具形式，背离变政的初衷，同样危及甚至瓦解清朝的统治。州县考绩制度的变革及实行，恰好显现了清廷进退两难的困境。[26]新政时期清政府财政体制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新政时期政治、财政上所发生的近代变革，新组建的度支部权力进一步加强，而银库的权力也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使从前纷乱复杂的外省分头批解京师各衙门银两的制度趋于简化，国库制度似乎已呼之欲出。[27]

　　三、民国政治史

　　比较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地方政权和乡村改造、国共关系。

　　关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制度及运作体系。对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人考察了1927～1937年国民党的党务经费问题，指出：国民党的经费更多来自政府的资助，一旦政府不能如期补助党务经费，党务活动马上受到影响。党权与政权虽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只是政权扩展促进党务发展，而不是党务发展促进政权延伸。国民党实施的是一党专政、以党统政，理论上是党领导政府，但实际情况却是党靠政府。党员的收入，也是服务于政府机关者高于党务机关者，无形中产生了一种党政对立的情绪，成为党政纠纷不断的原因之一。[28]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分裂。有研究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而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29]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中，有的败落，有的胜出，其中的阎锡山所以能够在败落于中原大战后重掌山西地盘，是他巧妙地利用宁（蒋介石）粤（汪精卫）关系，使他在共赴国难声中，获委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山西绥靖公署主任之职，重掌晋系军权。此后，在国民党权力重组后的联合政权中，他继续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始终牢牢控制着山西的势力范围。[30]对于北京政府的文官选拔与任用制度，有学者认为，它脱胎于孙中山的文官管理思想，成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其基本内涵包括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等三个方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官（公务员）制度形成的伊始，对其后南京政府时期公务员管理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31]

　　在地方政权和乡村改造方面，有关研究涉及到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区建置变化及其对乡村基层政权的影响。认为区的地位经历了从自治到行政、从基层政权组织到县级派出机构的变化，体现出国家力量向整个社会进行扩张的过程中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影响。[32]二是关于某些地区政权建设的问题。如1930年代新桂系重新掌握广西政权之后，改造民团、设立公所、建立学校，并实行”三位一体”，建立和健全了基层政权组织体系，稳固了在乡村的统治基础，成为近代乡村社会国家化较为成功的案例，后来为国民政府所仿效，成为推行新县制的蓝本之一；[33]又如1945年后浙江省嘉兴地区，通过政府贯彻”二五减租”和解决佃业纠纷，使乡村秩序得以调整和整合。[34]三是关于地方政府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如1930～1940年，江西省当局着力推行农村合作运动，成为江西农村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体现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影响，从中可以观察到国家政权的强制、社会互动的错位、合作互助初衷的背离，导致了社会经济领域中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扭曲和错位。[35]华洋义赈会在二三十年代所推行的农村合作运动，是通过合作社把农民集结为信用团体单位，减少借贷的交易费用，从而把现代银行和国家金融机构吸引到农村的金融活动中来，形成以金融为切入点，改良农民经济的模式。但当合作社模式被国家政权推广为主要的农业政策时，现代农业金融制度产生了根本的困窘，国家有责任却没有能力向全部农民放贷，无法避免贷款的广义中农化，导致了合作运动最终在中国消失。[36]

　　关于国共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南京政权于1927年春发动的”清党”，是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利用档案考察了蒋介石南京政权发动”清党”的决策过程、具体情形、规模范围、复杂进程，以及普通国民党人的卷入状况，认为其结果导致国民党”党格”上的一种分裂，出现了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相对保守，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严重脱节的问题。[37]对于重庆谈判，有学者提出新的见解。认为，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为主题，结果，前者被迫收回，后者暂得保住，双方互有胜负。因此，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其知名度与其历史地位并不对称。[38]1946年，沈崇事件发生后，在中共的发动和支持之下，迅速兴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政治运动，表面上是学生和社会各界对美军暴行的抗议与对政府的责难，实质上则是一种国共之间的政治角力，一场严重的民心争夺战，一个看似偶然的突发性事件演变成了南京政府的一场严重政治灾难。[39]

　　关于民众运动。在上海的五四运动中，市民的参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有人从考察”日人置毒”谣言风潮入手探讨上海普通市民对五四运动的反应，认为在当时上海下层民众的眼里，五四运动可能更重要的是一场因为日人放毒谣言而引发的集体恐慌行动，而在那些极力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看来，恰是”民气”的一种体现。该作者还以1927年苏州铁机工潮案为个案，考察了”四一二”前后工人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指出，苏州铁机工潮与地方党部的整合进程及其党商关系的调整紧密相连，在党人与既有商绅势力的权势竞争中，工人运动成为其抢占地方权利资源的一种政治策略，使这一地区的工人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相。[40]抗议活动是民众运动的主要形式，五四运动和华盛顿会议期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抗议运动是由争取山东权益而引起的两次民众运动，但前者如火如荼，而后者却波澜不惊。这种差异，是由不同的国际环境、运动思想基础的转变、舆论对不利外交消息的不同传播方式、握有舆论导向权的文化人态度的变化及运动内部发生干扰等因素造成的。[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