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7)

　　这次商人外交活动的收获主要表现在舆论宣传和联络感情方面。所谓舆论宣传方面，就是通过民间交往取得共识以形成舆论，并最终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各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发表意见，议决事项，仅种因而已，并不含有强制之性质。然稽考欧美历史，一切重要事务，靡不由鼓吹而进于实行，所以言论为事实之母，为彼国名谚也”[18]。在中国代表的争取下，大会通过了许多有利于中国的议案。如中国代表提请大会通过的禁运吗啡、鸦片等来华议案；针对日本有意用电影摄制有关中国茶叶包装方法的不卫生和丑化中国国民情形的影片，中国代表提请大会通过各国运送影片时，必须加以检查。经中国代表力争，大会取消日本带头为中国禁米出口而提出的要求多米国家应供给少米国家需要的提案。[29]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演讲，向与会各国宣达了中国工商业的真实进步情况和中国工商界希望发展中国商务，呼吁太平洋各国建立和平、平等商务关系的真诚愿望。所谓联络感情，就是通过会议加强互相解，增进友谊，消除隔膜和误会。有的代表回国后对这次会议评价道：“此次太平洋商务会议，完全为商业性质，并非在会议中有所贸易，而在推广以后贸易之路。吾国以前对外商务悉借手于外人，以故吾国商人与各国各商人间异常隔膜，此次聚十余国代表，一百数十人于一堂，开会十余次，又宴会访问，互罄其所欲言者。因此各国代表对于中国商务咸得有充分了解，与空前之希望，此次会议实为吾国推广商务播一良好之种子。”代表们也亲眼看到有的国家对中国印象的变化“，以前欧美人之感想，往往以中国为老大，而今则颇表诚恳羡慕之态度，如加拿大代表，自承其以前对于中国之误会，而欲于此番归国时为文以报告中国之进步。”[18]这些都是与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分不开的。

　　此次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增进了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意识。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是中国工商界第一次推派代表参与国际性会议，是他们从“在商言商”到“在商亦言政”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体现了他们关心国家和民族大事，谋求国际声誉和地位的愿望，他们在太平洋商务会议的表现可圈可点，这是他们的巨大进步。其实，中国商人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在会议上的具体表现，而且对中国商人走向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诚如穆藕初会后所说：“窃意交通愈便，商业自益发达，则商人之世界眼光愈为重要，将来类似此项之会议必甚多，愿各业中人随时研究发展各本业之可能性，乘机多派遣有学识之青年，出外历练，参与会议或者组织团体，至国外考察商务情形，于我国商务前途定有绝大贡献。”[18]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一个国家的工商业发展并不仅仅是其本国内部的事情，商务已是国际性的商务，因此工商界就需要更广阔的“世界眼光”来适应日益变化的国际商务环境。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工商界虽然实力弱小，在国际商务的竞争中并不占有优势，但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世界商务发展的大趋势，并主张积极应对，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此次会议的再一个收获是推进了中国工商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中国工商界的联美制日外交策略，从清末民初接待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访华团时已经开始[1]，在此次太平洋商务会议期间，不仅继续采取这一策略，而且表现得更为明显。中、美、日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十分复杂。这时，美、日是太平洋地区资源和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是美、日扩大市场和掠夺资源的主要地区。日本因其一系列企图独霸中国的侵略行为已成为中国的威胁和第一号敌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次太平洋商务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警惕体现得十分明显。如代表们看到日本侨民在檀香山的迅速发展，立即联系到日本在东北和山东等地移民的意图“，至于日本人在檀香山之猛进，又足为东三省、山东等处之借鉴”。对于日本垂涎中国的资源，代表们更是忧心地说：“不知吾国民对于吾国丰富之天产，能不急起直追，培养人才，筹集资本，以开发之。否则虎视眈眈者，固大有人在也。”[21]（p60）他们对日本掠夺汉冶萍铁矿矿石和日本在华设立棉纺织企业排挤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情况更为担心。毕云程在会后致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报告认为，中国棉纺织业不振的原因有二：一是内乱，一是外力压迫。所说的“外力”，是指日本以全力“在华设（纱）厂，利用吾国丰富原棉及廉价之人工制造棉货，后推销吾国内地，以制吾国纺织业之死命”，进而“遂其独霸东亚棉业之心”。[21]（p154）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还与日本的侵华言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表现出很高的斗争技巧。大会开始前，中国代表发现日本代表石川的主题发言中有一部分对中国极为“不利”，根据会议第二天的报刊报道，日本代表的有关发言稿是这样的：“我们也冒昧地表示对中国持续的政治动荡不满。一个糟糕的事实是，自从帝制垮台以后，中国几乎没有停止过内战和动乱，这极大地损害了其邻国的经济发展。作为紧邻中国的日本深深感受到，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常常造成对日本的偏见。一个普通的例子是，由于政治纷争，我们旨在与中国要人相互合作开发中国自然资源的计划受挫⋯⋯等到中国建立起持久的和平，这个面积广袤、富含无数宝藏的国家早在月球上了！”[30]在中国代表团看来，日本代表的发言，显然并不仅是对中国的政治动荡不满，而是含有“干涉中国行政”、“共管”之意[29]，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图。中国代表即向大会组织者“质问”，从而阻止了日本代表有关这一节的大会发言，但次日的夏威夷各报刊还是照原文登载。此事发生后，中国代表极为愤慨，“即提出严重交涉，且欲退出议会”。最终日本代表不得不在次日开会时道歉，并致函报社声明该节并没有在大会上宣读。[18]这一斗争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商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的精神。

　　在对日本的侵华言行进行谴责和斗争的同时，中国代表团还作出了联美的姿态。中国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所希望的和平、平等、商务合作等，都是对美国官方和民间有关言论的一种呼应。他们还对大会的“协作精神”做了充分肯定，毕云程指出：各国代表“虽未尝不为各本国之利益，其大致皆能出以互让之精神，以故在会议中，各能以适当之敬意，真实之同情，解决并战胜一切困难问题。同人中当无一人曾在无论何种会议中见有诚实之态度如今日者，吾人深信此次会议必能在国际商务及交际史上占有一重要之地位也”。[21]（p131）穆藕初也在发言中希望美国对中国修竣粤汉铁路等具体的工商事务给予支持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