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3)

辛亥革命网 2011-05-08 00:00 来源:《史学月刊》2004年07期 作者:虞和平 贾中福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太平洋商务会议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而且是中国商人外交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次跨越。这次会议由联太平洋协会这一

  在发表这些批评的同时,工商界积极展开了与会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之一是征聘代表。上海总商会是征聘代表活动的最早行动者,也是主要组织者。根据1922年5月上海总商会常会决议,征聘代表的办法是“应先通函本埠各商业团体,定期开会公推”[10]。但各个商业团体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接信后届期既没赴会,也没表示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总商会只好在5月28日的第11期常会上,先行推穆藕初为该会太平洋商务会议代表。之后,京师总商会奉农商部之命,与上海总商会函商征聘代表办法。同时,农商部请京师总商会就近与全国商会联合会协商加派代表数人,一同前往;一面分函津汉粤各重要商会,请派代表参加,但也没有得到各地商会的响应。征聘代表活动陷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9月初福德的来华宣传之后,征聘代表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上海总商会致函上海银行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各轮船公司、机器面粉公会、茶叶会馆、丝绸业各团体、振华堂洋布公所、出口各业公会、洋货商业公会,希望各商业团体“妙选通材,连翩赴会,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还指出太平洋商务会议与中国工商界的利害关系说:“吾国在太平洋沿岸实占有商业重要地位⋯⋯而吾国仅有代表一人,且闻政府方面,亦未另行派员,即委派穆君兼充,是以一人而兼两项代表⋯⋯关系商家之声誉,此敝会所引以为虑者一也。”该会议题“包罗万象,利害不止一隅,关系不仅一业,如果一经议决,于吾国即时发生影响。穆君虽系富有学识经验,但为棉业专家,对于各业之利害,一人精力有限,究难悉心研究,赅括无遗⋯⋯如遇各项问题,开专门审查会时,吾国并无各业代表加入分股审查之列,一遇大会,惟有依例画诺,是有参与之名,而无参加之实,且事后反多一层束缚。际此商业竞争之时,遇有切身利害,一经放弃,后悔已迟。此敝会所引以为虑者二也。”[10]工商研究会也通知各工厂,希望派遣代表,并决定于9月10日在分会事务所从长计议,以便“总集办法”。[11]

  经过上述这一番动员之后,中国政府和各商业团体共推举了5位与会代表。他们是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政府代表、上海总商会代表、上海商科大学代表的穆藕初,作为上海总商会代表的赵晋卿和郑希陶(赵晋卿之秘书),作为华商纱厂联合会代表的毕云程,作为工商研究会代表的赵桂芬。还有曾经推定而最后以事务繁忙辞就的有上海商科大学校长邹秉文、洋货商业公会代表乐松荣等。后来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的人员中,还有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上海生丝检查所所长陶迪、导淮委员会代表费吾生。

  筹备工作之二是征询提案意见。上海总商会鉴于出席会议代表非各业专家,为集思广益,“一再知照各业团体加以注意,盖望各团体审察切身利益,赶速预备研究资料。俾出席代表得所借镜,而驰骋于议场。勿漠然视作无关轻重,毫无准备”。[12]总商会曾分函银行、钱业、皮商、洋货、纸业、丝茧、纱业等公所,以及招商局、宁绍、三北、鸿安等轮船公司,就太平洋商务会议讨论要点询问意见,希望各业详细答复。[13]最终得到了一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行业和企业的回应,如上海泰丰罐头食品公司和中国邮船公司都提出意见,希望代为在会议中加以讨论。泰丰公司提出中国“进口税则未有规定,致国货商人,不无裹足”,并希望调查销往檀香山的国货数量,美国进口税的相差数等。[14]但所提意见多数过于琐碎,不适合在大会中讨论,穆藕初感到:“各方面所拟提赴该会讨论者,必须为范围较广、关系较多之类方可,否则或太偏颇,或过琐屑,种种不甚适合提出者,殊觉困难耳。”[15]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些宏观的商务问题。为准备太平洋商务会议,穆藕初还特地赶往河南调查棉纱情形,以实际调研为大会准备提案。

  上述与会代表推举和提案征集状况也表明,当时的中国工商界对太平洋商务会议重要性的认识和与会积极性还是有限的,只有上海总商会表现了较大的热情。再次,太平洋商务会议是中国商人的第一次直接国际商人外交活动。所谓直接国际商人外交,其涵义有二:一是指由商人直接参加,直接面对对方,而不是通过另一者间接参加;二是指其所参加的是国际商人外交活动,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外交活动。此次中国商人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就是这样的一次直接国际商人外交活动,其第二个涵义上文已有论述,其第一个涵义则不仅表现在这次外交活动由商人代表直接参加上,而且表现在中国商人代表还参与了会议的组织和主持工作。中国代表团的穆藕初被大会公推为副议长,并兼任秩序委员会委员;赵晋卿被公推为议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商人如此直接参与国际外交活动,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二 力图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寻求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和经贸关系,争取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近代中国商人外交历来的主体目标,这一次也是如此,并显得更为明确和具体。从筹备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开始,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商人们就把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作为改善和发展中国国际商务关系的一个契机。上海总商会在推派穆藕初为代表时就明确指出:太平洋商务会议“事关商务前途者非细,且吾华今后与太平洋各国商务殊有增加之机会”。穆藕初也认为与会的任务之一,就是“从邦交上及国民外交上,巩固太平洋诸国国际间睦谊”。[16](p58)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工商研究会,希望通过中国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为推广国货消除障碍。他们提议,“我国侨商于旧金山者众,国货之运往销售者往往厄于轮船吨位,银行押汇及进口税则等等,致不能士咸晓然于我频年国货上所受打击,与夫营运国货者所怀之抑郁,为将来实行交涉之先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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