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4)

辛亥革命网 2011-05-08 00:00 来源:《史学月刊》2004年07期 作者:虞和平 贾中福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太平洋商务会议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而且是中国商人外交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次跨越。这次会议由联太平洋协会这一

  在太平洋商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为争取改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而努力展开外交活动。在会议上,代表们通过各种演说和报告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的状况、要求、主张和立场。10月26日,穆藕初在关于“中国商务与太平洋商务关系”的大会上作主题发言,他一方面以详细的事实说明中国商务在太平洋地区商务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阐明中国发展商务的国内、国际障碍。11月1日上午,穆藕初又在议题为“天产之保存及发展”的大会上发言,题为“中国之天产与商务”,指出开发中国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物产是发展中国商务的突破口,而关键是发展中国的交通。郑希陶也在会上宣读了“上海茶叶会馆说帖”。下午,赵晋卿在议题为“银行与财政”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11月2日,赵晋卿在议题为“商事之公断”的大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商务发展之障碍及改革之方针”的演说,指出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11月3日,在议题为“商业教育”的大会上,赵桂芬代表穆藕初宣读了题为“中国之商业教育”的发言,真实说明中国商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情况。除大会发言外,代表们还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比较有影响的演讲,除上文提到穆藕初在大学俱乐部的演讲外,还有10月24日穆藕初在美国各业领袖商人所组织的循环俱乐部发表的题为“中国政治地位之背景”的演说,说明中国工商业进步的情况及引起各国对中国进步产生误会的原因。

  10月26日晚穆藕初在日本侨民宴会上的演说,表达了中国希望发展太平洋各国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的愿望。综而观之,中国代表对中国和太平洋商务问题主要表达了如下看法:

  第一,呼吁国际和平,反对政治侵略,希望太平洋各国建立真正的友谊。太平洋商务会议召开之时,也正是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高涨之时,特别是日本的二十一条更是中国人强烈反对的众矢之的。这次会议虽为商务会议,但政治与经济是不能绝对分开的,因此呼吁国际和平和友谊,反对政治侵略成为中国代表一再宣扬的观点。穆藕初在分析发展中国商务障碍时指出:“国际间政治上之侵略,亦足以妨碍中国之商务是也。”接着,他条分缕析道:“因政治侵略所发生之结果,不仅当事国之商务因而停滞,且波及于其邻近及其他有关系之各国。故国内和平诚为增进商务所必要,而国际间之友谊尤为增进商务上之远大利益所必需。商务之进步必须基于国与国间之好意,而政治家之侵略恒易造成不可磨灭之恶感,其为害于商务虽隐而不可见,然其足以减少商务上之发展甚为明显,虽其邻近各国亦极易感觉。是以各国人民之责任,必须设法减少或阻止政治家之侵略行动,而商业团体尤觉利害切肤,更不能不取相当之行为,以谋真实亲善之实现,此为吾太平洋各国所宜十分注意者也。”并特别强调各国间人民友谊的重要性,即“今后世界之和平,必须建其基础于各国人民友谊之上,始能永久而巩固,各友邦间必须互以诚信平允之态度,联结而为深厚笃实之友谊,勿因自私而有不合理之行为。”[17](p54~55)

  在10月26日晚日本侨民宴会上,穆藕初又作了立场分明的演说。在他演说之前,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演说檀香山的日侨问题,提出以后日侨为日美政争的一个焦点。然后让穆藕初演说,“其时演说,措辞颇不易”,但他却讲得十分精彩。穆的演说主要分三点。首先,“中日韩同种同文,地位接近,有共同合作之便利与必要”;其次,称赞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有“先见之明”,能够预知欧洲战祸不可避免,而嘱其国民预为之,“实足为吾人所宜取法”;最后,“强权之终不可恃,以强力压人者终必失败”,“故中国人深望在此次太平洋商务会议中为沿太平洋各国树立一种非常强固而亲善之友谊。”穆的演说既回避了侨民问题,又不失礼貌地警告日本的强权政策。各国代表“极佩其立意之高、措辞之妙,多与穆君握手为贺”。[18]

  第二,阐明发展中国商务的障碍,呼吁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穆藕初和赵晋卿在大会发言中都阐述了影响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穆在“中国商务与太平洋”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主要有政治多故、关税不合理、货币制度不良、无对外银行、缺乏对外航路、国内交通不便、列强政治侵略等7个因素。赵在“中国商务发展之障碍及改革之方针”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主要有国际贸易中商业文件多用洋文、洋商和华商待遇不平等、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厘金和关税不自主等4个因素。很显然,赵所说的中国商务障碍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对外商务而言,而穆所说的中国商务障碍则针对整个中国商务而言。二者所指出的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虽各有侧重,但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不平等条约体系和列强的侵略成为发展中国商务的重要障碍。

  在陈述中国商务发展障碍总体因素的基础上,中国代表还特别谴责了列强的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制度。穆藕初在发言中指出:中国人对于协定税所“最感苦痛者”,“第一,财政上无伸缩之余地;第二,出口货受同一税率之束缚,不能使土货畅消(销)国外;第三,进口货不论奢侈品、消耗品、日用品、需要品一律课以值百抽五,致使奢侈品、消耗品易于输入而需要品反因而阻碍。”[17](p51)协定关税严重妨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收回关税主权也是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一再争取的目标,提出了增加关税税额的要求,同时要求列强同意在某一时期将关税主权交还中国,顾维钧曾严正声明:中国“并无放弃恢复关税自由之意,并欲于将来有适当机会时将此问题重行讨论”。[19]最后,列强同意在大会结束三个月内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审议提高中国关税问题,但由于法国阻挠,关税特别会议迟至1925年10月才召开。太平洋商务会议也是中国代表重申增加关税、收回关税主权的重机_会。穆藕初指出:“中国人虽不主张保护关税,然不能不要求恢复税权,俾便自主更正,使合于科学的经济的原则,以促进商务之发达。至于内地厘金之有害于商务已尽人皆知,一俟依据华会之关税特别会议议决裁厘加税办法,即可实行裁厘矣!”[17](p51~52)赵晋卿也提出:“于裁厘之前,宜增加关税以资弥补。”并希望各国代表建议本国政府同意中国增加关税。[20](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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