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以近代美国在华(4)

　　“门户开放”政策虽然由于中国的内乱和日本的侵略未能顺利实现，但美国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到1931年，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美国占据了首位。到1935年，中国出口贸易中美国也占据了首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更是占到了53.19%。美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对美贸易产生严重逆差。到1948年，美国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的80%。

　　三　运用软实力扩大影响与利益

　　美国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和利益不是像英国那样凭借武力。当1843年美国政府任命顾盛作为代表来中国谈判条约时，给他的指示中强调：“去培植该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绪，才是得计的。”1871年，格兰特总统曾建议向中国增派4名青年外交官以提高使馆的效率和进一步加强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曾经帮助清政府改造海军的美国海军少将舒费尔特指出：“中国必须从美国海岸寻求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更为强劲的自我更新能力”。为不断扩大在华利益，美国一方面在中国极力培育自由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还传播美国文化、办教育和树立良好形象等。

　　在这方面，美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传教士一批批地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到1889年美国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达到513人。1890年在中国举行的新教传教士的会议指出中国还需要1000名传教士。虽然中日甲午战争造成中国的混乱，到1894年还是来了1100名传教士，多数为美国人。其中，“学生志愿者国外传道会”最为积极。几名热衷于拯救中国的耶鲁大学学生包括亨利·温斯顿·卢斯（《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创办者的父亲）。他们的口号是“让全世界在我们这一代基督教化”。一位公理会领导人指出，传教士们“正在为帝国奠定基础，我们正在塑造众多人口和许多大国的未来”。传教士何德兰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为美国钢铁联合企业、美孚石油、鲍德温机车厂……做宣传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我会告诉他们，赞助一两个或者十几个国外传教活动中心，一所教育机构，一家医院，一个诊所，或者100个本地传教士或教师。得到你们帮助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成为你们的产品推销员。”1891年长江上一艘美国军舰的指挥官向国内报告说：“传教士的人数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金钱看来取之不尽。”到19世纪末，中国各地都有美国传教士的身影。仅“学生志愿者国外传道会”在1886至1918年就向中国派出了2500名传教士，占其派往海外传教士总数的近1/3。驻华公使田贝指出：“传教士是贸易和通商的先驱。文明、学识和教育培育了通商所提供的各种新的必需品。”“每当一个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成为文明国家时，它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涉便会增加。”

　　美国传教士把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办报办杂志，向中国人介绍外部世界。如美国公使蒲安臣将传教士丁韪良参与翻译的《万国公法》送给总理衙门，供其参考。恭亲王读后决定印发。这本书使中国早期的外交官了解了国际法。甚至马克思和《资本论》也是由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报纸《万国公报》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有一位传教士还译了一整套学校读物。田贝指出这不花多少钱就能使中国人学到其中的思想。

　　中国最早的一些著名大学多半是由美国人办的。如1864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办的“蒙养学堂”后来发展成齐鲁大学。1865年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办的“培雅学堂”后来成了“圣约翰大学”。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分别在北京和南京设立书院，后来它们分别发展成为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教会学校培养了一批批中国的精英，包括新中国初期知识分子出身的外交官，如黄华等人分别毕业于燕京大学或圣约翰大学。清政府于19世纪60年初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交人才。美国人丁韪良先是被聘教授英文和翻译，后担任总教习达25年之久，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该校培养了包括驻日公使汪凤藻等一批外交官和外事人员。

　　传教士的作用，特别是通过教育传播美国文化的作法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同美国在1868年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附约》（即蒲安臣条约）中规定宗教信仰自由。这就进一步保障了美国传教士可以根据这一条约在中国各地传教。这个条约还规定双方国民都可进入对方国家的学校学习，“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双方国民也可以在对方国家建立学校。这样的条款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外条约中。

　　受《蒲安臣条约》的影响，从1872年起，清政府每年派30人到美国留学。尽管到1881年出于几方面原因这批学生都被召回，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对中国政治、外交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负责修建居庸关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和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

　　除了在中国办学校，美国还注意吸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20世纪初，美国决定退回多余的庚子赔款。于是在1906年，伊利诺依大学校长詹姆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指出：“在教育现在这一代中国的青年人方面获得成功的国家，将是花费一定气力而能在精神、智育和商业影响方面获取最大限度的报酬的国家。”他强烈主张同欧洲和日本竞争中国的留学生。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并得到罗斯福的首肯。于是，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从1909年到1940年分批退还这笔款项，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从这年起，清政府每年派出100人到美国学习，形成第二次留美高潮。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指出：“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回国以后，往往非常推崇美国和美国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