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以近代美国在华(3)

　　控制了世界市场就是控制了世界。美国的这种霸权理念在其对华政策上充分体现出来，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之时，美国就要求与英国享有同样的权利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得到最惠国待遇。1845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就指出：“要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市场以保持中国的现状，促进美国对华通商”。1868年，美国驻华公使劳罗斯向国内建议同英国合作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和对外开放。他认为：“假若这个国家向所有国家自由开放，美国的企业将会兴旺发达。”③当1869年美国建成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时，一位企业家就兴奋地指出：这条铁路可以使美国东部的机械等产品30天内运抵中国，并换取中国的茶叶在30天后运回费城、纽约和波士顿。

　　为了加快打开中国市场，1869年，西华德向驻北京公使馆发出指示称必须迫使中国尽快在贸易、铁路建设和电报业等方面“做出所有让步”。④19世纪80年代初担任驻华公使的杨约翰利用清政府在中法争端上有求于美国之机，向李鸿章提出：“如果中国提出修建铁路这种最重要的新建议的话，我渴望着美国的资金和美国人的主意会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⑤他不断地向清政府官员提出类似建议。1885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贝原来就是一位铁路企业家。他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积极地接近清政府官员，为美国商人打入中国市场提供方便。他刚到任时就马上送给李鸿章一整套的带动力装置的铁路模型。此后由李鸿章将这套模型送给了諄亲王，并演示给皇帝和皇太后看，从而经皇帝和皇太后的同意，中国准备引进铁路。国务卿奥尔尼曾要求田贝利用其个人和职务上的影响为美国企业获得合同和投标。在他和田贝的帮助下，由花旗银行行长斯蒂尔曼等大资本家组成董事会的美华开发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取得了京汉铁路特许权。

　　美国政府和商人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美国对华出口1896年为700万美元，1897年为1200万美元。1899年上升到1400万美元。其中美国纺织业受益最大。在1887～1897年间，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120%，大大缓解了受经济萧条的打击的美国南部纺织业的困境。1898年棉布出口中国达到7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的主要产品煤油在中国市场畅销，销售额达到450万美元。

　　当美国在1898年吞并夏威夷群岛和占据菲律宾的时候，其主要目的就是借助两地在太平洋的位置，把美国与中国的市场联系起来。当时，代理国务卿、麦金莱总统的好友戴和参议员洛奇在交换意见后起草了几份报告。戴认为由于工业生产有剩余，需要扩大国外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而洛奇则借用了他的朋友亚当斯的理论，即：如果美国能够控制亚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就有可能从英国手中夺过世界经济的主导权。针对美国商界担心由于欧洲国家在中国的争夺会挤掉美国的利益，海约翰提出只要能够坚持市场机制，凭借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集团，美国就有了主宰世界的支点。他明确地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策是避免大肆掠夺和保持门户开放”。主要基于维护市场自由，美国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美国强调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其实，保持了中国的完整就是保护了这个大市场，就是保持了美国的机会和利益。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曾向中国提出租借三沙湾，目的是通过军事存在来支撑自己的话语权，以保证门户开放政策的实现。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列强夺取殖民地的目标———领土。

　　门户开放不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而是国策。1901年9月在一次博览会上，麦金莱呼吁实行更加广泛的互惠贸易政策。此前，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话中指出：由于美国人已经“超越了排外和孤立的埋藏，掌握多门语言成为开辟市场的一项基本素质。”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提出：“我们必须保证通往东方的商路畅通。为了确保我们的终端市场，我们必须尽力防止亚洲市场对我们关闭。”美国政府认为俄国20世纪初在中国的扩张是破坏门户开放，所以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舰队感到高兴。以后，当日本试图独霸中国时，美国也不断地重申“门户开放”的原则。

　　美国把在国内实行的公平竞争原则推向国际，形成自由贸易原则。19世纪末国务卿海约翰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先是适用于中国，后来又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门户开放”原则。在1860年至1914年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以上（由3.34亿美元到23.65亿美元），而进口只增加了4倍（从3156亿美元到18.96亿美元）。虽然外贸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很低（1913年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相比之下，英国则占26%），但在绝对值上超过了英国。美国低廉物品的出口引起欧洲大陆国家的紧张，不得不提高关税。海外市场的拓展减少了美国大财团对工农业产品过剩的担心。他们不断地扩大产能，使美国在1913年实现工业实力位列世界第一，英国则降为第三。1914年，美国国民收入总值为370亿美元，人均收入为337美元；而英国的这两项分别为110亿美元和244美元。

　　美国不仅要在中国捍卫门户开放原则，而且还采取具体措施来塑造中国的市场机制。这里要特别提到1903年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1946年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03年的条约不仅向美国增开了中国东北两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规定中方要放弃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要撤销有关的关卡，中方要注意保护美国的商标、专利和版权。这两项规定都是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做的。清季各省设卡征收厘金、子口税和其他税费，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打开中国门户起，英法美等国就不断地提出废除厘金的问题。为了鼓励清政府废除厘金等税费，美方在1903年的条约中承诺中方的关税可从5%增加到12.5%。知识产权保护是维护市场经济运转的另一项重要原则。这个至今仍在困惑中美关系的问题早在100年前就由美国政府提出来了。这个条约也是最早做出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中外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建立相应机构，对破坏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惩处。

　　以“门户开放”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原则进一步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多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到1939年，美国与22个国家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1940年，赫尔国务卿指示驻华大使要利用同中国领导人谈话的机会，使中方愿意采纳自由贸易的商业政策。1944年当美国听说中国政府正在制订战后发展计划时，美国外交官向中国外交部声明，提请中方遵循《大西洋宪章》和《中美租借协定》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政府表示同意。1946年初，美国专门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特使马歇尔直接同蒋介石交涉，迫使国民政府同意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直接设立公司。又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于11月达成《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特别按照美方的要求，规定“既通常遵守国民待遇之原则，同意此方之法人及团体在缔约彼方领土全境内，……从事商务、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取得、保有、建造或租赁及占用适当之房屋，并租赁适当之土地”。艾奇逊国务卿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称：这个条约“为美中两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由于中国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比，这个条约的规定显然对中国不利。但它为1947年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