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8)
辛亥革命网 2011-05-17 00:00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邱捷 查看：
蒋抚台因杜学台在此，不无情面，得改四会。”总督瑞麟给朝廷的奏片，关于杜凤治调职是这样写的“四会县知县雷树墉因病出缺所遗四会县知县篆务，应行委员接署。查有广宁县知县杜凤治，年壮才明，堪以调署。”而新任广东学政胡瑞澜同治七年关于广东岁试的奏折，向朝廷报告各属考试顺利完成，只是广州府、肇庆府等地枪替比较严重。广宁闹考事件完全没有惊动朝廷，杜凤治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官声”也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两年后再任广宁知县，不久又调署广东首县南海。而陈应星等人也实际上没有受到严厉追究，仍在广宁当绅士，一场官绅冲突这样便不了了之。
不过，杜凤治在这场官绅冲突中还是受到损失，不仅从“肥缺”广宁调到“苦缺”四会，而且额外花费金钱不少，他对人说，因这场风波“往来转侧辛苦莫论，缘此亏短公款万余，私债八千有零”。广宁士绅花费巨款，却没有扳倒杜凤治，反受到一番打压。杜凤治在同治九年再任广宁知县时，官绅双方都吸取教训，非常注意调整关系。杜重任到广宁“绅士莫不，凛凛畏惧，祥轩（陈应星）尤甚”；杜一番优容，使陈应星等人放心。杜称自己“纯用笼络，乐得用之，于公事不无裨益”。此后，陈应星等对杜凤治表现得非常恭敬，对剿匪、缉捕异常积极，在这几个月的日记中有很多陈应星来议事的记载。而杜凤治虽在心底里仍鄙视广宁士绅，但也大改初任时急切的作风，加意笼络陈应星等人，陈等赴京会试，杜凤治差人持帖送行并赠“元卷”每人6元。陈应星即来拜谢，临行前还把委托其他绅士代理主持公局以及就清匪、局费、仓谷等事项向杜凤治报告。在杜凤治重任广宁期间的日记，我们看到的都是官绅合作融洽的记录。
五、余 论
清朝的基层政权设立在州县，州县官虽被称为“亲民之官”，但同一般平民百姓是很疏远的。日记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插曲：同治六年十月廿五（1867年11月28日），杜凤治到钟村祠堂办案兼催粮，该地绅耆全部避匿（后来才来了一个“职员”陈干华）“门外看者甚夥有二人手执烟管，口衔之，俨然立看，旁若无人，饬役将二人抓来掌嘴各十，责其不识规矩”。为催粮，家人差役“四出拿人”，但“门外闲看者皆无粮人，即有粮亦不认识，无可拿之人”。于此看来，知县虽然亲自到了乡村，但对“无粮”、“少粮”的庶民，除了发发威风之外却表现得很无奈，非得要找当地的士绅来。知县手上资源、人手毕竟有限，不可能动辄使用国家力量对付数以十万计的编户齐民。而士绅阶层在本地自有其权威，加上熟悉地方情况，掌握了宗族、里甲、书院、公局等组织，形成了虽非法定而实际存在的权力机构网络，知县必须通过这个网络才得以实现对全县的治理。地方官以承认士绅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统治地位，甚至默认了他们某些“法外”的权力，换取了士绅的支持。士绅的利益与朝廷、官府、官员的利益并非完全重合，矛盾和冲突自难避免。杜凤治的日记较多地记录地方官与士绅矛盾、冲突的一面，但从皇朝体制来看，官绅两者的合作应是主要方面。
古时有所谓“破家县令”之说，如果知县对付个别的绅士，特别是下层绅士，那知县自然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但如果一个地方的士绅动员起来集体反抗，即使是像广宁那样没有多少高级士绅的县份，也可以把能干的地方官如杜凤治弄得相当狼狈。所以，多数情况下，官、绅都会注意平衡和妥协。
士绅控告州县官的事例，清代有不少，但广宁士绅却始终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杜凤治，杜凤治一直仍在士绅面前维持“父母官”的身份。广宁的官绅互斗，虽稍有溢出“王法”之处，但终究在体制内进行，最后也在体制内取得息事宁人的解决。这一方面与广宁士绅的相对弱势有关，另一方面，各级官员，包括杜凤治本人，都不想、不能对士绅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广宁的官绅较量，多少反映了这两个统治阶层间的一些“游戏规则”。
广宁县的案例有无普遍意义?咸、同年间是有清一代官、绅势力消长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广东的情况与其他省份比较更有其特别之处。咸丰年间广东的红兵起义参与人数虽多，但组织力量远不及太平天国，士绅在动乱中受到的打击有限，而官府却是依靠士绅的力量才得以把红兵起义平定。从此，广东士绅的势力膨胀，19世纪中期以后广东官府更要依靠士绅实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当时广东的各州县，会有类似广宁的情况。不过，笔者经常用“瞎子摸象”的故事比喻自己对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因此，对其他省份则不敢轻下判断。但不管怎样，广宁县官绅关系的案例，都会使我们对晚清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增进了解。
本文原为提交“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岛大学主办，2005年8月，青岛）论文。
〔作者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人类学中心教授。广州，510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