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5)

　　日记称“广宁收粮在乡粤省风气如是。本邑有三粮站，石沟（作狗）其一，其最大者；次名江屯，又次名森洞，各派朋友家人管收。”日记中多次说广宁县“绅贪民狡”，千方百计逃避纳粮。如在白沙“竟有数村以垂髦之年，不知纳粮为何事者，官不来则一味抗玩，官来则奔逃避匿。逼之已甚，则聚众拒捕”；该地“周姓以不纳粮为故智”。“广宁读书有功名之人，往往藉以抗粮，廪生樊树仪自咸丰九年至今（按：同治十年）竟未破白。”在杜凤治笔下，整个广宁县都没有主动纳粮的绅、民。

　　虽然设立了粮站，但征收并不顺利。派出在石狗收粮之家人报告说“该处粮不好收，非老爷亲去不可”。森洞粮站杜凤治也要亲自去，因为“不在彼（粮站）坐征，必成画饼”。杜下乡征粮都带着大队人马，如同治六年十月十一（1867年11月6日）“带五十余名差役，吏、户、刑书吏，行杖皂班，往附城各大家亲督催征；兼带图差，指引各家，不论男妇，如有延抗，即行锁拿回县，押比追纳。”他多次请求与他关系良好的副将郑绍忠派出安勇参与征粮，有一次“分勇百名分扎永泰村中地面兼以缉匪，实为催粮”。他还建立了一支30人的队伍“长以自随便于催征”“各与号背心一件上印‘广宁县正堂亲军’七字”。多数粮户数额不大，按广宁县的情况，知县亲自出马对所有粮户直接征收，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而且，即使是知县亲自出马，成效也很有限。同治六年七月，杜凤治带几十人亲自到石狗一带催征，四天才征得一百一二十两。从杜凤治的日记看，他主要的办法是通过士绅催纳，每到一地，首先就召见乡绅、族绅，责成他们本人纳粮以及催促、负责本族本村完纳。

　　在石狗，杜凤治令绅士严凤山“代为催粮，并令酌保一二公正绅耆各处帮催”。到附城一带催征时，杜凤治在各村先后召见杨、陈、林、周、冯等姓士绅，对秀才杨宝珊、杨作骧说“予今：将大雾寨一村银米均交二公身上”，限10天完纳；廪生周宜绳等4人担保“合族完纳不迟”，杜答应展限5日，但威胁说，到时不完纳，连4人“一并带县押追”。在森洞粮站，杜凤治鉴于“图差无用”、“家人生疏”，下谕委派当地士绅都司衔朱国材、职员沈大文“代为催督”，因为二人“财雄于乡，不特贫民听其呼唤，即各村绅富亦惟命是从”，沈大文是被控浮收后逃匿之粮书沈荣之兄，本人“曾充仓房典吏”，杜凤治“微闻仓户两房沈氏至今尚有股份，朱姓亦稍稍与闻。（但）不得不用二人”。杜再任广宁时认为，几年间，沈、朱两人在催征中“亦肯出力”。

　　清末《广东财政说明书》不赞成把征收之权委诸绅士，主要是认为他们“平时武断乡曲，其行为与书差即无分别，若付以征收之权，势必恣意鱼肉，而挪移侵匿之弊且无所不至”。

　　广宁绅士陈芝山称“伊陈姓钱粮有大房为首，伊不纳，他人不敢纳。”如果不是背后有利益，为何要阻拦自行纳粮的人?前段提到的沈大文、沈荣兄弟，更是士绅、书吏一家藉催征牟利的典型事例。

　　杜凤治在日记中详细、生动地记下了自己在征收赋税过程中对士绅的各种威胁、惩治手段。

　　杜凤治曾发朱谕宣布，到期不完粮便“带差勇临踏各村锁拿严办。如男子避遁，即拿妇女，当场掌责，封禁房屋，将屋中所有估抵粮欠”。这些威胁的话首先是说给士绅听的，往往也说到做到。同治六年七月在石桥剿捕后，杜凤治召见绅士，先责备其“关门养虎”、“开门揖盗”，然后宣布暂不追究“通匪纵匪”之罪，只要求他们尽快完粮“如再抗延情罪更重，势必严拿押追惩办，禀知上宪按律惩办”。他到永泰村，在公局召见为首绅士廪生岑鹏飞等，要求五日全纳，威胁说“倘再抗延必不留脸，即汝廪生亦不得不押追矣！”后又通告“再限三日，新旧全往粮局清纳，如再拖延，拟将勇移扎村中，就便拿人，并烧欠多抗久者房屋，以儆其余”；又威胁要将卢姓祠堂总理监生卢庆韶“带去押追”，后经恳求暂缓“乃令具限状三日卢姓粮欠全纳，唯庆韶一人是问，否则将伊收押比追；若零户有不听命者，将其人交出，或领勇指拿”。后岑鹏飞、卢庆韶藏匿，杜乃将在公局应付、并未欠粮之监生岑鹏冲、岑钟奇带回衙门，威胁说“如二人不出你二人亦无归日”“官二次再到便烧屋矣”。；杜凤治到生员樊树仁、樊树仪家催收欠粮，樊氏兄弟避匿，杜即命官差将樊树仪妻拉出跪讯，并对其大发议论“秀才如此乡愚更无论矣。况伊读书，但求上达，倘得一官，而部中绅士皆如伊之不纳粮，此官如何做乎?若不严惩，伊于胡底?”接着命将樊树仪妻“上锁带走”，但考虑到妇人不便带，便“留勇四人在伊家住，令其供饭，必俟树仁、树仪回来带回行辕”；过后又发朱谕“钟：村生员樊树仪、树仁，抗粮躲（匿），无论绅民差勇，有能拿得一名交案者，立时赏洋银二十大元，将二名全行拿交者，赏洋银四十大元，人到即付不误”。江屯绅士江献图属“大富之家”，欠粮300余两，年底尚未完纳。杜凤治大怒，派家人李福带30名壮勇前往，杜交代说，如不将粮全迄，就把江献图带回“如无钱并无人过年不必归县，即在江献图家度岁可也”。生员欧阳瑞因一块已绝卖过户税契的田地，户房弄错，指为欠粮，被关押一个月，但杜在日记提到此事时满不在乎。催粮的手段还有不完粮不准演戏酬神、不准收割晚稻等。前任广宁知县张希京“催粮严酷”，甚至“为催粮，将人家木主锁来押在羁所”，在当日，对士绅来说这是比拘押、责骂更大的侮辱，连杜凤治都觉得太过分。

　　杜凤治严厉催粮，首先是为了考成，按清朝制度，州县官到期限欠解钱粮达到一定比例，就会被参革。此外，钱粮征收也与知县利益直接有关。从日记看，杜凤治的财务是公私不分的，征解到省城的钱粮也会临时挪作私用，如果钱粮拖欠，杜凤治的收入就会减少，甚至要赔垫。杜凤治曾坦率地对士绅们说“钱粮上司催解甚急予以寒士作官，不能为汝等垫赔”。

　　在我们印象中，清朝官吏似乎主要逼迫农民（庶民）纳粮，但在杜凤治日记中，却多是威胁、拘押绅士，很少过问无粮、少粮的庶民。看来，在士绅、官员、朝廷之间，围绕如何分配剥削农民得来的土地收益有不少矛盾，各地情况也有很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