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6)

　　四、士绅控案及闹考事件

　　杜凤治对士绅严厉催征钱粮，处事又不怕损害士绅的“体面”，在他首次到任半年后便引发了广宁士绅的集体反抗。

　　同治六年四月，广宁县的士绅到省城布政使司衙门联名上控书吏浮收。出头的是副贡周友元和生员刘骥、何应球等，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以“劣绅刁控，挟制长官，目无法纪”的罪名将上控的广宁士绅代表拘押。巡抚蒋益澧对士绅控案的态度与郭祥瑞一致，道、府均嘱杜“从严办理，切勿姑息”。上控绅士的功名被斥革。六月初，官员再审周友元等“严讯不供当将周友元掌嘴十下，跪至日落”。向杜凤治报告消息的“坐省家人”李芳在信中说“目下各，宪实系作主”，建议杜凤治“务要拿人完粮，不可从宽”，也不必给士绅好脸色。

　　耆民欧阳俸等具禀请求保释周友元等人，郭祥瑞批示称周等“藉控浮收，私自设局，把持煽惑，从中渔利”，如不严办，将会“相率效尤”“刁风日长抗粮之案层见迭出，于通省正赋大有关碍”。巡抚、署理布政使严厉对待上控的广宁士绅，而没有同时查处杜凤治，除了因为杜有后台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维持官绅、官民的上下关系以及保证钱粮征收的考虑。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浮收是普遍现象。

　　广宁士绅虽未预见到在署理布政使处会碰大钉子（周友元是郭祥瑞当主考时录取的副贡），但他们也是有备而来，上控前成立了“革除陋规公局”，筹集上控经费。杜凤治查获“设局科钱”的单据，周友元也承认“乡间绅富粮户俱给讼费，或一百八十，或一两数钱”。

　　地位较高的士绅陈应星、陈益元、冯毓熊、杨桂芳等四举人躲在幕后。在周友元等人被押之后，广宁士绅展开了多方营救活动。

　　广宁士绅虽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知县，但只要上控成功，知县也就必然受处分。在广宁县城，士绅散发白头帖，攻击杜凤治的幕友顾小樵；省城不久也有了广宁“官幕凌虐绅士”的舆论，可见省城的官绅也有同情广宁士绅者。广宁县衙有人“时时外出，与绅士交往，走漏公事”；周友元等虽在羁押所，却仍有办法到巡抚幕客处打探消息。于此可反映出广宁士绅有一定的活动能量。

　　当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有矛盾，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更是势如水火，督、臬为一派，抚、藩是另一派。广宁士绅利用了这种情况，设法争取到蒋超伯的同情，大概贿赂也起了作用。杜凤治的日记记载，广宁士绅“省中无路不攻，花钱不少。大约承审委员亦受其贿，有意轻纵，此时唯方伯一人严切饬办，余俱宽懈，想若辈打点通矣”。日记还记下了新任主审此案的发审局坐办、候补知府严伸之收受广宁士绅贿赂1000两，臬台家人田某收800两，臬台本人则收5000两。今日我们自然无法查证这是否属实，但蒋超伯的确越来越偏袒周友元等人。主张严办的抚、藩，在同督、臬的互斗中，明显居于下风，案件逐渐出现了有利于广宁士绅的转机。

　　杜凤治也没有坐待事态的发展。涉案的书吏沈荣、冯才、冯殿逃走无踪，无论是否出于杜凤治的授意或放纵，也使“浮收”案无法深查。九月初，杜凤治得知“控浮（收）案大翻”、周友元等将被交保释放的消息，而且上控被押者之一何应球的父亲何瑞图当年乡试中了举人，九月初十（10月7日）便放下了繁忙的公务动身到省城活动。

　　杜凤治先后谒见了各个省级上司，蒋超伯以周友元是副贡“科钱控浮收亦无大错”在接见时质问杜“何故与藩台上下如此收拾他?”郭祥瑞则向杜指称臬台得钱，偏袒周友元等，并鼓励杜不要怕蒋超伯，自己和巡抚都会支持他。蒋益澧在接见时告诉杜凤治，臬台一定要开释周友元等、要把杜撤职，但他认为广宁官员“毫无不对”“皆是绅士不肖”。，在省城逗留期间，杜凤治与学政杜联见面5次，首次见面杜联即告诉杜凤治，此事对杜凤治“无大紧要”，只是藩、臬作对而已。杜在谒见瑞麟时感觉总督对自己态度还好，心中也就踏实了。

　　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曾派委员琨龄到广宁提被控的书吏沈荣、冯才。杜凤治猜测是陈应星“辗转托人进言”的结果。日记称陈应星等“将书院膏火田押去，得银二三百，又各处凑集约千金，思赂委员翻案”。杜凤治也拉拢琨龄，琨龄收受了杜百元赠款，向杜凤治透露案情进展以及省中大吏关系的各种信息，且明确表示站在杜凤治一边。杜在省城又去拜会琨龄，了解到有关藩、臬矛盾更详细的内幕。

　　九月间，传来朝廷派吴棠为钦差大臣来粤查办督抚不和的消息，广东的高层官员担心，钦差到时羁押在省城的广宁士绅继续控告，对双方都不利。经过一番“开导”，周友元等在作出“当日呈控县书浮收钱粮一案，虽事出有因，究属一时冒昧”的具结后取保暂释。巡抚向杜凤治授意，在书吏中惩办一人，但把主要责任推在出逃的沈荣身上，以平周友元等人之气，周等如不再控告，则再为他们办理开复功名，了结此案，以免钦差到时周等“胆大妄控”。杜虽认为“周友元等，以其嗜利无耻，大胆妄为，直是目无法纪，若不使知利害，将玩官长于股掌之上”，但也只好赞成巡抚的主意。杜凤治在广州传见周友元等人，告诫一番并表示愿意找到官绅都可下台阶的办法。但广宁士绅却不肯善罢甘休。

　　不久，周友元等“在保脱逃”回到广宁，广宁士绅策划了又一次集体行动，提出的诉求是减钱粮以及立时将周友元、刘骥、何应球三人功名开复（三人的功名是“暂革”，尚未出奏），施加压力的办法是对即将举行的县试搅局。按惯例，下一年春天广东学政出巡，必先到肇庆府，十月间高要、四会县试已取齐，广宁县应于十一月内考毕。杜凤治出告示宣布十一月初三开考，但在初一就得知“周友元、刘骥已归，与陈应星朋比，有阻挠县试之说”。他又了解到广宁士绅作了相当广泛的发动，陈应星、陈升元、周友元、刘骥“已要诸廪神前焚香设誓”。童生钱某“递一拜帖”要求“将钱粮减定立碑方考”；诸廪“已遣抱赴府、省控告，请另简人考试；岑鹏飞、樊树仪（俱廪生）亦控催缴过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