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6)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罗福惠 查看：
第四，从文化的角度批驳“黄祸”论。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生前最后几年思想上呈现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不足的是这些研究者没有把孙中山的文化“回归”与他批判“黄祸”论的背景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个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前面已经提到，孙中山1924年冬在日本演说时，仍然记得那个写过两本关于“黄祸”论的书的美国学者，所以他在演说中反驳西方人“以欧洲的文化，是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以亚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的观点，批评“欧洲人自视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的西方文化中心观和白种优越论。
孙中山认为，欧洲近几百年的文化“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武力的文化”、“霸道的文化”，“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他认为亚洲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他主张亚洲人对待这两种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以“我们固有的文化”即“仁义道德”“作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但他强调学习欧洲人“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我们是学来自卫的。”[2]（p404-405,407）文化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概念，孙中山用“王道”与“霸道”、“仁义道德”与“功利强权”来分别概括东西文化的特点，也许不够准确全面，而且带有中国传统的古老色彩，但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受压迫的东方民族与压迫人的西方列强的激烈对抗之中，置于“黄祸”论蔑视和丑化东方文化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孙中山这种说法的缘由及其所包含的合理性。
总之在最后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升华，他不再只是被动地辩解中国不会对西方和世界构成祸害，而是以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精神，以科学的分析眼光和多方面的斗争艺术，对“黄祸”论作了有力批驳。
孙中山的一生可以说始终处于困境之中，但他一直未停止思索和奋斗。他以其特有的襟怀、识见和深邃，为时人和后来者作出了如何对待“黄祸”论之类的虚构理论的成功榜样。这无疑也是对维护正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德国］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