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3)

　　针对上述论点，孙中山辩解说：“支那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从事于战争，亦止自卫。使外人果能始终去其机械之心，则吾敢谓世界民族未有能及支那人之平和者也。”[3]（p246-247）当然他也严正地向列强提出警告：中国人民决不会让瓜分论得逞，“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若要合列国分割此风俗齐一，性质相同之种族，是无异毁坏人之家室，离散人之母子，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乎支那之人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3]（p223）。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惜牺牲生命以反抗列强瓜分的无畏精神。

　　第二，对日俄战争作探本之论，并指出维护东亚和平的根本途径。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和满洲，在中国东北及日本海发生战争，西方竟有舆论声称，“这个根源乃在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它正是由于自身的衰弱，而有扰乱世界现存政治均衡局面之势”。孙中山一方面指出这种说法“肤浅”、“表面”，“好象是说笑话”，一方面也承认，“如果不是由于满清政府完全无力保持其在满洲的势力与主权，那么这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部分赞同西方舆论的观点。

　　但孙中山接下来着重强调，“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这次战争只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利害有关各国间势将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开端而已”。因此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无法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他指出，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中国“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以“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3]（p248-249.254）。孙中山把日俄战争的起因归咎于列强在亚洲争夺霸权，并由此得出必须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结论，体现了他的革命立场。但这篇文章的突出缺陷是对日本、俄国乃至所有列强都没有加以谴责。因为道理很明显，维护亚洲和平既要靠中国等丧失了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振兴、强大起来，使列强不再有争夺的目标；同时还要赶走列强，让亚洲各民族完全自主。这本来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孙中山只强调了前者而回避了后者。

　　第三，用历史证明中国的传统并非“封闭”，指出“排外”只是清政府的主张，表示革命成功之后中国会对各国“开放”。孙中山说，“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而“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厌恶歧视”。他列举了汉代传人佛教，隋唐时传入景教，历代均有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代徐光启等人皈依天主教、利马窦等来华传教士得到当时中国朝野的尊崇等等事例，证明中国人并非“不乐交通”。而清代之所以形成“排外精神”，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3]（p250-251）。

　　为了消除外国人对中国是否开放的疑虑，尤其是为了中国得到更快的发展，孙中山反复表示：未来的新中国“可使全国与外人通商，可使铁路推广敷设，可使天然物产日益发达，可使民族高尚其资生之程度，可使外来物品消售愈多，而万国商业必百倍于畴昔”[3]（p247）。因此，他认为有理由让人们相信：“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3]（p319）武昌起义胜利之后，孙中山在欧洲的演说及对外国记者的谈话都一再宣布，“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3]（p560）；“新政府于各国通商一层，更为注意，当弃除与外人种种不便之障碍物”[3]（p561）。而且此后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还有发展。

　　第四，不论列强会采取何种态度，中国一定要振兴工商业。还在20世纪之初，孙中山就认识到列强只乐于使中国长期充当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他说：“他们不至于笨到这般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这条道路的倾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3]（p322）对此，孙中山一面向外国人解释说：“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民族”，因此“产生‘黄祸’的唯一可能会是在工业竞争的形式之中；但在变动了的情况下，生活舒适的程度和工资的比率会很快上升，因此无需再把中国劳工廉价输出到世界其他各地地方去。”[3]（p211）意思是说，工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竞争不再是以中国廉价劳力与他国工人抢饭碗的形式出现；只要不是这样，外国也就无权干涉。孙中山坚定地主张中国必须振兴实业，南京临时政府甫成立，他就把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作为工作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