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5)

　　最后是提出中国要加强军备，而且对眼下最凶狠的敌人应不惜一战。1912年4月下旬，孙中山就曾说过：“欲中国成为强固之民国，非有精强陆军不可”，“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成完全巩固之国”[4]（p345）。稍后又曾强调，“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武械自卫，则我国必为虎所食也”[4]（p390）。1912年冬，由于俄国对蒙古野心毕露，不愿同中国谈判，而列强对俄国均“不以为难”，孙中山十分焦虑，他说，俄国和列强的这种态度，“此非故为瓜分之余地乎？与其俯首而听人之瓜分，何如发奋一战以胜强俄”？“纵以常理论之，今日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屈于霸道强权而亡，不如一殉人道而亡”[4]（p549）。孙中山这段时间关于加强军备和武力抗俄的呼吁，明显地呈现出对前段所持“与列强相亲”的“和平主义”政策的修正。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际，孙中山正忙于“二次革命”、“护国”及“护法”斗争，但他仍然在关注和思考中国与列强的关系问题。这段时间尤其是在酝酿着对日方针的改变。众所周知，孙中山在从事反清革命和反袁斗争的过程中，曾长期居留日本，也曾多方设法争取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故在1913年春，他还说日本“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又称“亲日政策，外交上之最妙着”[5]（p26-27），主张对日本等友邦“不必限制太过，以伤感情”[5]（p52）。但他此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已有洞察，所以同时又发过惊心动魄之论：“关于中国的将来，能够制中国于死命者必为日本，对此余确信无疑”[5]（p50）。但是一方面由于日本此时尚未有大动作，另一方面孙中山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以直到中日发生“二十一条”交涉和日本借口对德国作战出兵山东时，孙中山都没有公开发表批评日本的言论。直到“五四”运动期间的1919年6月，他才谴责“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发展其侵略政策”[2]（p72），并从此开始把声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他外交工作的重点。

　　四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是第三阶段。从这时起到孙中山逝世，国内外形势和中外关系又有若干变化，如国内政局持续动荡，使得1922～1923年间列强又有对中国实行“共管”之说；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美日矛盾逐渐加剧；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在“五四”之后越来越明显；还有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初步发展，国内各阶层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热情的不断高涨等等，有助于孙中山彻底摆脱“黄祸”论的压力，科学地分析复杂的现实情况，更深刻全面地表达自己的相关看法。其中最直接而明显者有如下几点。

　　第一，认为中国的实业一定能更快发展，迫使外国改变对华经济政策；列强再度掀起的“共管”说也决不会得逞，中国一定要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1920年4月孙中山在美国《独立周报》撰文，表示“中国不能永久购买那些本国易于制造的物品，那样做是极其不合理的。中国迟早是要自己制造自己需要的东西，你们的产品将不再能够在中国与中国的国货竞争。因之，你们只有开始在中国与中国合作设厂，否则迟早都要被驱出中国市场”[6]（p249）。可见孙中山对我国的工业化具有极大的信心。

　　对于“共管”之说，孙中山更不屑一顾，他说，“现在共管之说，同三十年前瓜分之说一样利害”，“怕他什么？……其实欧洲战争之后，各国百孔千疮，只有美国同日本还保持战前的地位，别的国差不多是病夫了。病夫能管我们么？”[7]（p118）他又称，“共管一说之所以发生，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做梦”，“我们的民气已经发达到了收回那些管理权的极点，他们所做的梦，不仅便要失败，便要化为乌有”[2]（p370）。这期间孙中山主持制订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已经明确表示：“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8]（p122）可以说此时孙中山的反帝态度已很鲜明、坚定。

　　第二，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它们对中国的侵略正是中国内乱不已，而且将危及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根源，并由此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意义。孙中山说，中国“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2]（p76）“夫以积弱而分裂之中国，而自然之富甲于天下，实为亚洲之巴尔干，十年之内，或以此故而肇启世界之纷争；故为保障亚洲及世界和平计，其最善及惟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8]（p130）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实为欧洲帝国主义宣布死刑之先声也。”[7]（p404）而当时革命军北伐的直接目标，正如孙中山对美国记者所说，就是推翻“为日本外府之北庭”，“推翻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范围”，使日本不能“遂其穷兵黩武之帝国主义”。他并且肯定地说，“能维持太平洋和平之国家，非英国，实中国也。”[9]（p101）十年以后的形势变化，证实了孙中山分析的完全正确。

　　第三，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世界大战和中国所担责任的分析，把按人种划线的“黄祸”论彻底揭穿。1923～1924年间，孙中山对这一问题多次发表谈话，他说，“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论者多谓必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他预计，“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与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他还说，“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他并且具体指出，“在欧洲露（俄）、独（德）为受屈者之中坚，英、佛（法）为横暴者之主干；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中坚，而横暴者之主干亦同为英、佛；而米（美）国或为横暴者之同盟，或为中立，而必不为受屈者之友朋，断可断言也。惟日本尚在不可知之数。”

　　孙中山在同时的讲话中称赞十月革命“不但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视苏俄为“欧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强权者之大敌”[7]（p402-404）[8]（p191-193）。并坚定地表示：中国不仅要“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而且“要济弱扶倾，才是尽到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8]（p253）。以上孙中山对“受屈者”和“横暴者”两个阵营的划分，大体上是正确的。他对美国和日本还留有余地，在尽力争取他们改变对待中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的态度。孙中山也希望加强和巩固黄种人、亚洲人之间的团结，因为“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受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8]（p193）。孙中山不以人种划线、而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区别敌友，同时又运用策略，分化敌人，扩大联合战线的思想认识和斗争艺术，均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