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罗福惠 查看：
那么，这段时间的“黄祸”论具体所指，尤其是涉及中国的有些什么内容呢？其一，中国人口众多，四出移民会占据各处的土地，“苦力”和“廉价劳力”会抢去白种工人的“饭碗”。其二，当时日本工业生产的成就已使欧美感到恐慌，如果中国也实现“工业化”，将使欧美的工业产品失去市场。其三，如果“黄种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们在现代化武器的配备之下站了起来，他们由于人数数量上的优势，能够把欧洲人和美国人赶出东亚，夺得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1]（p18）。其四，中国人“排外”、“不开放”，西方人难以和中国人共处，西方的商品、资金也难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人称中国人“不文明”，包括前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以此为由支持排华。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衰弱”、“落后”不仅造成了内部混乱，更因此而引发了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例如日俄战争），“危害世界和平”。总之，中国强大了会造成威胁，弱小了也会带来“危害”，由此自然得出了只有对中国加以“分割”或“共管”的结论。
说孙中山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并不是想象之词。孙中山读过亨利·乔治的书，而亨利·乔治的书中就有排斥华人移民的观点。1924年冬孙中山在《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中，称“美国便有一位学者，曾做一本书，专讨论有色人种的兴起。这本书的内容是说日本打败俄国，就是黄人打败白人，将来这种潮流扩张之后，有色人种都可以联络起来和白人为难，这便是白人的祸害，白人应该是思患预防。他后来更做了一本书，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2]（p404-405）孙中山这里所说的美国学者，应该是前述亚当斯兄弟、格兰特、腊斯克等人中的某一个。
而且凡是研究孙中山或辛亥革命的人都知道，从辛亥革命发生前数年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与他的军事顾问即美国人荷马·李过从甚密。不过人们不大知道荷马·李也是一个“黄祸”论者。当然他与前已提到的另一个“黄祸”论者、美国海军上将阿·玛汉不同，阿·玛汉主张美国与日本结盟，彻底征服中国；而荷马·李主张美国和日本进行“生存斗争”，为此他要帮助孙中山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国并使中美结盟。荷马·李的《无知的勇气》、《撒克逊的日子》和《不列颠帝国的命运时刻》等书，同样充满了征服欲和“黄祸”论的观点，孙中山对此显然不会一无所知。
此外，从《孙中山全集》可以发现，从1901年到1924年，总计有10位以上的西方和日本记者曾就“黄祸”论或类似的相关问题向孙中山发问。尤其是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G.Lynch）曾当面向孙中山表示：“实现他的抱负将会酿成真正的‘黄祸’”[3]（p211）。而孙中山对这些动机各异的提问都作了解答。
毫无疑问，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对“黄祸”论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他对西方列强的“希望”有一个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最后完全失望的过程，反过来说也就是存在一个对帝国主义的本性认识逐渐深刻、反帝态度渐趋激烈的过程，因此他对“黄祸”论的回应在20余年间自然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二
第一阶段是1912年4月以前。这个时期孙中山一直在从事推翻清王朝及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斗争，无论是由于对列强的本性认识不足所产生的幻想，还是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使得他对“黄祸”论基本只能作被动的解释，反复说明不应该把中国和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看作祸害。尽管被动当中也有若干主动，但却始终没有点破不是中国给西方造成了威胁，而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灾祸这个历史的本质问题。综观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文章和言论，他对“黄祸”论的回应有如下几点。
第一，指出喧嚷“黄祸”是为瓜分中国制造舆论。他曾说，“西洋之倡分割者曰：支那人口繁盛……今其国衰弱至此，而其人民于生存竞争之场，犹非白种之所能及；若行新法、革旧蔽，发奋为雄，势必至凌白种而臣欧洲，则铁木真、汉拿比之祸，必复见于异日也。维持文明之福，防塞黄毒之祸，宜分割支那隶之为列强殖民地。”[3]（p218-219）他在同时间的另一篇文章中亦说，西方人认为，“支那地大物博，大有可为之资格，若一旦醒其渴睡，则世界必为之震惊；倘输进新文明于国内，将且酿法兰坎斯坦事故；现时最巧之政策，皆以共亡支那为目的，如倡‘黄祸’论者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