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4)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罗福惠 查看：
第五，在有关对外宣言中反复表示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国方针。无论是1906年发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外宣言》，还是1911年冬的《通告各国书》，1912年初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对外宣言书》以及这段时间的各种演说，孙中山均一再强调“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4]（p2）。具体地说，上述文件和谈话都表示承认武昌起义之前清政府与各国所订条约为有效，承诺偿还清政府所欠所借债款，答允保全外人在华租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和各种“既得权利”。还曾特别提到，“虽日俄强逼清政府所订各种不公平之和约，新政府亦依然遵守。”[3]（p561）
当然，在有关谈话中孙中山提到过“于海关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盖此乃所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当视中国之利益为本位”；并表示中国“各种改革完成时，政府当立即取消领事裁判权”。关于前者，孙中山称“须与西人和衷商议，决不使中国使债主有烦言”，“设法不与以前各国在中国所已得之利益相冲突”；关于后者，由于设下了“各种改革完成时”的先决条件，故实施显然是以后很久的事。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反复强调，“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共和政府之精神，决无帝国派之野心，决不扩张军备，但欲保其独立及领土完全而已。倘此二者被侵，彼并无须军备，但以最近拒用外货办法”，就足以使列强“望风而靡”。可以说，孙中山的上述种种表示，已经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他“惟利于与列强相亲，决不利于与列强相仇”[3]（p560-561.582.561）的立场和态度。
总之，在上述第一阶段，孙中山已经比较全面地对“黄祸”论作了揭露和批驳。但他为了取得列强对他的革命事业的支持，在涉及到如何处置列强既得利益的问题上，他是非常温和的。这使他在美、日及欧洲各国的非当权者中得到了一批朋友，在外交场合造成了他“开明”、“文明”的形象，美国甚至有舆论称其为“西化的东方人”，但实际收效显然是很有限的。
三
从1912年4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是第二阶段。这期间有几个因素和变化是应该作为有关背景来看待的。其一是孙中山已于1912年3月底离开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他讲话时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其二是列强并未因中国成了“民国”而改变其对华侵略行径，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始终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和支持；而且，先是有俄国趁中国政局混乱之机在外蒙古地区制造分裂，大有侵吞中国北部之势；继有日本以对德国作战为名，出兵山东，还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几乎要使整个中国成为其殖民地。其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使孙中山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方针产生了若干新的思考。上述因素使得孙中山有关直接或间接涉及“黄祸”论的谈话，既有第一阶段思想内容的延续，但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既要维护主权，又要“行开放主义”。1912年4月中旬，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就提出，“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4]（p340）又说“通商口岸必定裁去”，因为住在口岸城市的中国人“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4]（p389-390）。同时“开放中国本部全土，以供外人营业”，但条件是所有在华外人“应服从中国治权”[4]（p453）。简单地说就是用开放全国来换取撤除通商口岸和收回治外法权，以实现“保障主权”。
其次是再次解释中国不会成为“黄祸”。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说“中国地方甚广……将来一经开拓，则吾国工人无庸出外。其实余意中国若兴农、矿、制造，则十年之间，可以自养其民”[4]（p389-390）。对于西方“外人投资中国之后，华人商业大兴，必将祸及全世界之商业”的说法，孙中山指出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果能日臻发达，则全世界之境况均可借以进步”[4]（p453）。二是强调中国不会侵犯他国，但也不容许他国侵犯自己。他说“欧人多恐中国他日之侵犯……吾意中国无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若果欧人势逼吾人，则吾人将以武力强国。果尔，将来事势所趋，则难预言。”[4]（p389-390）话很含蓄，但绵里藏针，警告列强不要逼迫太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