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9)
辛亥革命网 2011-06-08 0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王奇生 查看：
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与其人事制度不健全有密切关系。南京政府虽然设有考试院，但其实际职能有限。政务官既不归其任命，事务官也绝大多数未归其选拔。实际人事权力分掌于各部门和各机关主管之手。政府各机关用人实行长官负责制（或可称为长官承包制）。长官对其下属任意辟用，任意罢免，悉视其个人好恶以及亲疏远近而定。用人既乏规制可循，职位更无一定保障。时称“更换一次首长，荐信三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即为写照。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规定“用人先用党员，裁人先裁非党员”，在实际运作中并不能切实做到。因为各机关长官用人时，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奥援，有无背景，至于党籍有无，实无关宏旨。
官常失范，必然导致党纪失滥和党德败坏。自清末废科举后，旧的官僚选拔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政治录用制度一直未能建立。作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本可通过严格的党员选拔机制，将切实认奉其意识形态的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政府机关的官员，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录用体制。但国民党未能做到这一点。在那时，想捞一张党票易如反掌。在官场，党籍有无，并不怎么为人看重。国民党中央曾经下令：“凡在军政各机关服务人员，虽非入党，一律以党员论”。既然党籍不是入仕的先决条件，而入仕后非党员亦以党员论，党员在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上，比非党员并无明显的或潜在的优越性。对普通党员而言，党籍并不能带给他们多大实际好处。党员既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更无政治决策的参与权。赖琏在1936年国民党“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颇以为可以参与中央的内政外交决策，结果除了参加几个不重要的会议外，连比较重要一点的政治消息也只能依靠每天看报纸才能获得。中委尚且如此，普通党员更可想而知。
入党既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党票贬值乃势所必然。随着党票的贬值，党组织对党员的吸引力和约束力，以及党员对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大为消减。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追随者大多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党票若不能带给他们实际的好处，党籍也就变得无足轻重。加之各级党部不能干涉各级行政机关的人事任免，党组织对从政党员完全没有约束力。对从政党员来说，掌握他们政治前程的是所在机关的顶头上司，而不是党组织。即使受到党纪处分，也不影响其在政府机关的升黜任免。在这种情况下，党纪自然无法有效地执行。其时国民党党内即有人指出：“现在本党的党员，除了死刑而外，甚么都不怕，……至于开除党籍，更是毫不在念，因为不但开除和恢复是一套骗人的把戏，就算根本开除，也不见有如何的损失”。国民党组织的松弛涣散，其政治录用机制的缺陷亦是一个重要导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