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辛亥革命之“排满”及对广州八旗“和平易帜”的影响(5)
辛亥革命网 2021-02-18 12:39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沈林 查看：
三、辛亥“排满”革命对全国八旗驻地及对广州八旗和平易帜的影响
1、辛亥“排满“革命中的关内八旗驻防军
在武昌城，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有其偶然因素，因当地军人多数到四川平定保路运动未归，也因为当地革命党名单被朝廷索去，当地新军中的革命党因恐惧而攻打政府衙门自保，又因为当时朝廷派驻武昌主要官员瑞征误判形势，放弃抵抗而逃走，其实他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新军竟然意外取得胜利，由于新军宣告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公开宣称其目标在于“兴汉灭满”，“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在起事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旗人者斩’，于是武昌满洲男女老少无处躲避而被屠杀。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⒅。革命总是伴随着血腥、杀戮与混乱。“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于14日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革命士兵查抄了附近的宝瑛公馆（宝瑛为荆州驻防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做过湖北新军的标统，后调任陆军小学总办），当时公馆中只有宝瑛妹妹一人，后被杀死并拖到阅马场陈尸示众，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回忆中记载甚详，实则宝瑛及其妹何尝反抗过革命。⒆’”，在路康乐的《满与汉》一书中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的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⒇”满族女子不缠足，她们引以自豪的天足成为生存危险的证明。
在西安等旗城，“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对发生在西安围攻八旗军营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属’（21）”。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洲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太原府，满洲人居住的城门洞开，那是为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它一些城市，都有满洲人被屠杀。（22）”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在当时，遭受到类似满人大屠杀的还有镇江、南京、荆州等地，各地的满城北焚毁，满人被枪杀，这无疑是辛亥革命过程中满汉关系的一幕不为人知的悲剧。当时在东洋留学的满人听闻武昌起义，也莫不惊恐，甚至主张向日本借兵镇压。而一直倡导“反满革命”的章太炎，此时话锋大变：“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23）”
福州是清朝沿海重镇，1656年5月，朝廷派郎名塞率军驻防，福州满洲营的兵额实数3000人，包括蒙古八旗及家眷亲戚一共4、5万人，1738年又有一批满族八旗前后从北京旗营中迁移来福州，连同眷属总共4000人左右。福州在辛亥时主要有三位满族大员：制台松寿，将军朴寿，藩司尚可亨。其中朴寿统率的驻防旗兵有捷胜营等番号，连同驻扎在洋屿的琴江汉八旗水师，其实力总共2700人左右。革命党许崇智率军攻打八旗军，焚烧军营，满蒙军队伤亡惨重，被俘的满族将军朴寿被杀害，战况惨烈，以至今日已无法寻找福州满蒙八旗后裔和旗营。琴江汉八旗水师没抵抗革命党并参加辛亥革命，不在“排满”之列，所以这个水师营完整保留下来，解放后竟成为福建唯一的“满族村”。
2、辛亥“排满”压力中的广州八旗选择
广州是革命党的家乡，当然也是“排满”的策源地，辛亥事变后，广州满族宣布和清朝政府脱离，赞成共和，拥护“革命”，后人叫“和平易帜”，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广州旗人心里想的是“不战亦死，战或得生”，但远离家乡千山万水，孤立无援于岭南。耳闻目睹“排满“宣传和血腥战斗，辛亥战事打响时考虑自己性命也是可以理解的。广州相比其它地方没在辛亥“排满“争斗中死人，应当是个奇迹，这与当时敢于代表满族的广州镶红旗下级军官裕厚的努力分不开，当然与“排满”的恐怖声浪影响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