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9)

　　(81)参见Xiaoqun Xu，Trial of Modernity：Judici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01-1937，p.140.

　　(82)《法曹杂志》第11期，“文牍中”，第3页。

　　(83)上海地方审判厅、第一初级审判厅的讼费收入，参见《司法实记》第3册，“示谕”，第4—10页；第4册，“示谕”，第3—9页；第5册，“示谕”，第4—8页；第6册，“示谕”，第1—5页；第7册，“示谕”，第1—7页；第8册，“示谕”，第1—5页；《法曹杂志》第9期，“文牍”，第119—123页；第10期，“文牍下”，第149—152页；第11期，“文牍中”，第42—45页；第12期，“文牍中”，第46—51页。在京师地区的讼费收入与此大略相仿，参见《司法公报》(第2年第7号)，“杂录”，北京：司法部，1913年，第1—2页。

　　(84)参见《法曹杂志》第11期，“文牍中”，第3页。

　　(85)《司法实记》第1册，“公牍”，第29页。

　　(86)《法曹杂志》第11期，“文牍中”，第3页。

　　(87)例如，“本厅派吏前赴宝山县属大场乡调查……”《司法实记》第7册，“地方厅民事判词”，第16页。

　　(88)参见滋賀秀三：《清代州県衙門けぉける訴訟をめぐる若干の所見》，《法制史研究》第37号，1987年，第43頁。

　　(89)《琐闻》，《申报》1912年2月27日，第7版；《陈都督无讼为怀》，《新闻报》1912年2月27日，第3张第1版。

　　(90)参见王志强：《清代刑部的法律推理》，《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4—91页。

　　(91)根据《司法实记》中的文牍和示谕，在1912年3月前，所适用刑法的标准版本是“《刑律草案》(第一次)”(《司法实记》第1册，“公牍”，第2页；“示谕”，第14—15页)，即修订法律馆拟定的草案第一稿。3月18日，经省议会议决，改用1911年资政院议决案(《司法实记》第3册，“文牍”，第1页)，即在资政院辩论的第五案(参见陈新宇：《〈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4月30日，经临时参议院议决，《暂行新刑律》正式颁行(参见黄源盛：《民元〈暂行新刑律〉的历史与理论》，《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第197—198页)。5月，江苏都督府提法司刊印发行了法部删定的版本(《司法实记》第5册，“示谕”，第1页)。6月初，这部法律在上海正式施行。地方厅刑事判词中所援引的《刑律》条款内容，自6月的第57号判词开始(《司法实记》第6册，“地方厅刑事判词”，第1—3页)，与《中华民国暂行刑律》的条款对应相符。

　　(92)例如，一等有期徒刑为10—15年，五等有期徒刑为2个月至1年。

　　(93)例如，《司法实记》第1册，“地方厅刑庭判词”，第3页；第7册，“地方厅刑事判词”，第44页；《法曹杂志》第11期，“裁判录下”，第43页。

　　(94)参见熊元翰等编：《京师地方审判厅法曹会判牍汇编》(第1集刑事，上、下编)，天津：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1914年。

　　(95)全案无罪的判决，参见熊元翰等编：《京师地方审判厅法曹会判牍汇编》上编，第3—6、16—18、38—41、112—120、124—129页；驳回公诉，参见第129—133页。

　　(96)例如，“为此冤迫，叩乞县知事作主，垂怜民苦”(《谢银元诉谢祥昌案·诉状》，1912年12月，龙泉司法档案M003-01-08615，第4页，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

　　(97)参见许文濬：《塔景亭案牍》，俞江点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俞江根据该书有关判牍的实体内容判断，第8—10卷应为1912年至1913年9月之间的判词(参见俞江：《〈塔景亭案牍〉导读》，许文濬：《塔景亭案牍》，第5页)。

　　(98)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第1216—1217、1223—1245、1249—1268页。

　　(99)参见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第38—43页。特定地区的状况，如民国时期江苏省的司法系统建设，参见Xiaoqun Xu，Trial of Modernity：Judici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01-1937，pp. 132-137.

　　(100)参见《民刑事裁判大全》，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1932年。

　　(101)例如，浙江龙泉1912年的一件堂谕中，强调当事人合意，要求“各具甘结了案”(《季有祥诉季有为案·堂谕》，1912年8月，龙泉司法档案M003-01-16316，第3页，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同年龙泉的一件批词中，官员强调旧道德的合理性，并以此劝谕当事人：“专制倒，共和兴，政体虽更，伦常不变。据称季肇歧等系该公民及门弟子，而竟联名具控师长，无论是否诬告，律以《春秋》为尊者讳之义，均为有所未安。此等浇风，真堪痛恨。但肇歧等虽不修弟子之职，而该公民要当守夫子之道。”(参见《连正钊诉季肇歧案·批词》，1912年11月，龙泉司法档案M003-01-09474-1，第7—8页，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

　　(102)对1934-1935年全国范围民事案件调解的相关研究，参见赵建蕊：《民国时期的民事调解制度——以〈民事调解法〉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第23—30页。对民国时期四川新繁县民事案件的抽样研究显示，有三分之一的案件是由调解或和解结案，传统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刘昕杰：《以和为贵：民国时期基层民事纠纷中的调解》，《山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关于情理的运用，参见尹伟琴：《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判决依据的多样性——以浙江龙泉祭田纠纷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03)参见Xiaoqun Xu，Trial of Modernity：Judici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01-1937，pp. 312-315.关于当时不同辖区司法运作的比较研究，参见王志强：《民国时期的司法与民间习惯——不同司法管辖权下民事诉讼的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