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2)

　　对刑事案件中产生的民事争议，如果当事人未经特定程序主张立案，法庭也不再处理。8月的一件批词指出：“查民事发生刑事，应先理刑事，其民事诉讼仍可独立进行，不得认为附带私诉。此案，杜阿毛犯罪事实系因婚姻起衅，刑事发生在后，其范围只能限于犯罪实施行为。至婚姻成立与否问题，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与本案不能牵合。”(18)在另一件刑事侮辱案件中，被告与被害人因债务纠纷起衅，法庭认为，“该被告之民事纠葛，未在本厅呈诉有案。且案由侮辱，另为一事，该沈才无附带私诉之可言。余子山既不认有此债务，本厅未便违不干涉之原则为之审理。应将该款发还，令其自向有权审判衙门呈诉”。(19)

　　此外，审判过程中，法官不再干预案件争点之外的事务。在3月蒋陈氏诉蒋沈霸占遗产案中，被告对立嗣问题提出异议，判词强调“此案所争者在财产，嗣续一层，并非本案之争点”。(20)

　　在诉讼参与者方面而言，突出的变化是辩护人和检察官等新角色的出现，以及一般当事人权责的普遍加强。

　　在庭审中，重要的新兴主体是辩护人，特别是在中国官方庭审中新近亮相的律师。(21)据《司法实记》，1—8月，在上海地方审判厅判决的105件民事案件中，有49件有律师辅佐或代理出庭，其中30件，原、被告双方都聘有律师。1912年9月后，《法曹杂志》收录的地方审判厅判决数量虽不完整，但仍可看到律师出庭的情况。例如，在9月的6件民事案件中，3件有律师出庭，2件双方均有律师代理；11—12月的18件案件中，14件有律师代理，8件双方均有律师。同时，还多次出现了一方由两名律师代理的现象。此外，在地方审判厅审理的民事案件中，还多次出现了非律师身份的公民代理。在初级审判厅判决的民事案件中，律师出庭的频率则要低得多。例如，5—8月第一初级审判厅判决的74件民事案件中，仅有7件有律师出庭，1件双方均有律师，1件被告方聘有两名律师。

　　刑事案件中的律师等辩护人更引人注目。根据当时地方施行的前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第316条、318条，对某些特定被告或性质的案件，如被告人未选任辩护人，或辩护人未出庭，审判长有权在当地律师、学习检察官、学习推事中，为其选任辩护人。3月，地方审判厅曾致函上海律师公会，商请其委派律师出庭，为刘得胜等强盗案进行辩护。(22)不少刑事案件中，除律师被选任为辩护人外，还有推事分别作为“选任律师”出庭辩护的情况。在8月王荣甫强奸幼女案中，地方审判厅判词中明确写道：“本厅公开审理，并选任辩护人为被告人出庭辩护”；(23)该辩护人为沈尔昌，时为该厅推事。在推事被委任作为律师出庭辩护的情况中，年资较浅的(帮办)推事任桐和汪纶在1912年至少各有8次和6次。此外，起诉检察官危道济也有3次作为选任律师出庭。据《司法实记》，5—8月，在地方审判厅判决的82件刑事案件中，有22件明确记载有律师或辩护人出庭辩护。其中，推事出庭辩护的11件。

　　在刑事案件的辩护中，由法庭委派的律师有的相当敬业，其辩护也卓有成效。在4月的朱杏生杀人案中，作为法庭任命的义务辩护人，(24)“巢(堃)律师上堂申辩约四小时之久”，(25)最后被告被减轻处罚。(26)

　　除辩护人外，刑案中的检察官也是传统体制中所没有的新角色。刑事案件都由检察厅负责起诉。其同样责有专司，对民事纠纷，会移送审判厅。(27)检察官与法庭推事均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但二者在角色上完全分离，改变了刑事审判中的传统格局。

　　对于庭审中的一般当事人而言，其权利明显增强，需要承担的职责和受到的限制也随之增加。刑事被告和民事诉讼的当事人都可延请律师或其他人代理出庭，这是其诉讼权利增强的显著表现。而另一方面，其责任和约束也明显增多，许多帝制时代的隐性负担和相当弱化的形式要求，都被明确强化。

　　当事人的责任首先体现在缴纳讼费。帝制时代，官员们不能公开主张有偿听讼，但又无法承担审理民事案件的庞大费用，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官员厌讼，并催生衙役腐败。(28)晚清开始施行的讼费制度矫正了民事司法中理念与实践的这种背离，开始向民事诉讼当事人收取诉讼费用。(29)民国元年上海的审判中，收取讼费这一做法得到普遍执行。除了公益事务，(30)在其他民事案件的判词中，都普遍可以看到负担讼费的要求。(31)上海还规定，传唤证人的费用应由举证方当事人承担。(32)

　　其次，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必须满足更多的形式性要求。原告必须提出明确的诉讼主张，而非申诉冤情后笼统地恳求法庭做主。同案民事当事人之间，如果存在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应分别提出主张。上诉阶段的形式要求尤为严格，时间、事项和书状形式上的瑕疵，都会导致案件被拒绝受理。案件不能再不受时限地反复上控。在4月费增祥案中，法庭对委任人提出的上诉批复道：“查此案现已经过法庭控告期间，既无刑诉第三百六十四条之情形，自不能有回复上诉权之理。”(33)上诉理由不合法定，也不能受理。7月，王章氏因判决未执行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上诉原则，专为救济下级审判衙门之违法偏颇，故必以不服下级之判断为理由，乃合法律。该氏一再进禀，并未声明不服原审判衙门判断，仅以判断之结果未见实行为理由，核与上诉法律不合”。(34)8月，原告代理人文超律师提出抗告，法庭认为其并不具备特定条件：“试问此项抗告，《民诉律》曾于何条特别规定？既非为《民诉律》之特别规定，本厅依律驳回，正所以杜诉讼迁延之弊……殊不知此项抗告，必依《民诉律》特别规定始得为者，自不得提起。抗告纯取列举主义，正所以防止当事人之滥用也。”(35)书状形式问题也成为批驳的重要理由，甚至遭到严斥：“若再以不合方式之状词，无理取闹之言论来厅尝试，是该民自蹈《刑律》第一百五十一条之罪，毋谓本厅不先为该民告也。”(36)

　　此外，当时上海的判词都强调“某案业经言辞辩论终结，本厅判决如左……”双方公开辩论，在事实和法律上提出各自的主张，成为判决的必要前提。这既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成为民事案件当事人的义务。

　　民国元年的上海司法实践中，法庭与诉讼参与者权责配置出现的上述变化，使审判模式逐步向中立主义转型。审判中的权责被重新分配，法庭追求自身独立，逐步处于中立的听断地位，控辩双方当庭辩论，辩护人特别是律师介入所促成的两造对抗性，检察官在刑案中的公诉身份和调查责任，都分担了旧式审判中官府的权力和责任，加强了审判机构作为中立裁决者的地位，逐步使其不必、也不能包揽所有的事项。讼费制度明确了民事审判是一种有偿的公共服务，使审判机构不应当、也不愿意主动介入民事纠纷。民事案件当事人必须更严格地满足各项形式要求，为法庭更快捷地审断案件提供了便利。这些变化，都深刻改变了帝制时代官员以超能动模式进行审判的状况。

　　司法的“超能动主义”与“中立主义”，在概念上，与父母官型和竞技型、政策实施型和纠纷解决型等概念界分有一定类似性。(37)本文使用这组概念，一方面可避免两分法的简单化，因为还可有“能动主义”等中间概念，以描述二者之间的过渡性类型；另一方面也基于“超能动主义”更能体现官方的积极主导性，而“中立主义”这一概念更为现代法学所习用(相对于“竞技型”)，也可避免理解上的歧义(相对于“纠纷解决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