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2)

　　下面，我们以1985年和1986年即纪念同盟会八十周年为界，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3年来的中国同盟会研究分为两个大的时段，分别观察其阶段性特征。

　　1978-1986年这九年是同盟会研究开始繁荣并达到高潮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同盟会研究比之前代，既有延续，又有发展和变化：

　　第一，受辛亥革命研究热的影响而持续升温。此时期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研究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从而有力促进了同盟会研究。此时期论文达74篇，是之前总和的4.5倍多，平均每年有8篇之多，且摆脱了以研究论文为主的研究格局，产生了四本研究专(译)著，即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中国同盟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和前述台湾三本专(译)著。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亦有大量篇幅论述同盟会。尤其1981年学术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推动同盟会研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刊发论文达22篇，接近此前论文的总和。

　　第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大大拓展，学术争鸣也更为激烈。就研究主题言，继续研究同盟会的性质、纲领、与光复会的关系等的同时，还扩展至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与分化、衰亡与局限、武装起义和其他革命活动、军事思想及起义战略与策略、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相关重要人物、与会党的关系、武昌起义后的演变，等等。就研究角度言，此时期，继续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深化某些研究问题，并开始以“史实”为重，跳出“定性”分析，从多个角度予以研究。如，对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和分化，除了注重同盟会内部组织松散之外，深化到了其的阶级和思想根源、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孙中山与章太炎、刘师培、张继、陶成章等人处事方式及为人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分析，并深入分析了同盟会内部阶级力量的分野和是否存在“路线斗争”等问题。

　　这一时期的同盟会研究之所以能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得到拓展，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思想解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氛围和空间，研究视野逐步开阔，不仅使得过去研究问题得到深化或拨乱反正，而且开拓出不少新领域，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回归到同盟会历史研究的正常状态；其二，正常的学术争鸣与学术讨论打开了学术研究思路的阀门，使得学术研究重新趋于活跃，在学术争鸣中使学术观点异彩纷呈。同时，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者相互之间及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了解彼此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状况，特别是国内学者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极大地开阔了研究思路；其三，相关新资料的整理、运用，奠定了深入研究同盟会的基础，除大陆方面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新的资料外，台湾方面在1960年代、1970年代出版的关于同盟会的史料也相继传入大陆，包括《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共有六大册，正中书局，1964年)、《革命文献》第65、66辑专刊的《中国同盟会史料》(“中央”文物供应社，1974年)。正是这些公开出版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同盟会研究。

　　1987-2010年二十四年间的同盟会研究较之于前一时段，也有自身特点：

　　第一，研究视野和方法又有所创新。此时期同盟会研究就所采用角度和方法言，虽然大多还是沿用之前就已采用的政治史、革命史框架，不过也有新变化，开始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如，有人把同盟会视为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来分析它的组织建设、成员构成、经费来源与使用等等，也有人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强调除对同盟会文献本身的释读外，还应从同盟会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网络等视角来分析同盟会的纲领及组织形态，还有人运用心理学研究方式，从心态史学的角度，研究宋教仁、孙中山的心态与性格。

　　第二，在以往所研究的问题之外，开始探究一些新的问题。如同盟会内部组织建设、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执政状况、同盟会除武装起义外其他的诸如教育、宣传之类的活动、同盟会在辽宁、陕西、山东、四川等地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地方支部、同盟会普通会员、同盟会员及群体的心态等等。特别是开始研究武昌起义之后的同盟会，如，同盟会与武昌起义的关系、同盟会的改组、宋教仁与同盟会的关系、同盟会与湖北集团、北洋集团的关系、同盟会与民初政治、民初同盟会人的社会政治方案、孙中山对同盟会的整顿，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以前较少研究的。

　　第三，毋庸讳言，此时期同盟会研究虽在2005年、2006年因纪念同盟会一百周年而呈现过一个短暂的高潮，但总体上研究热度是在呈下降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力量更新难以为继，新人不多，大多是以前就曾研究过同盟会的。其次是成果的出版数量不如以前，呈下滑趋势。二十四年内，只出版了饶怀民著《同盟会与萍浏澧起义》(岳麓书社，1994年)和马庚存编著《同盟会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两本著作，所发表的论文共140篇，平均每年不到6篇。最后是学术争鸣的状况已大不如前。一些过去所争鸣的学术问题如同盟会的性质和政治分野问题、同盟会的军事策略思想等问题，并未有新的见解发表，而提出的一些新问题通常又很难形成争鸣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是以前同盟会研究是被纳入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史研究之中的，在辛亥革命史成为“显学”的同时，同盟会研究也相应得到重视和发展，但如今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再成为当下的“显学”，以往研究辛亥革命和同盟会的人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向；二是与近二三十年来整个中国史学界研究趋向的变化有关，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相对兴盛、发达，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则相对下滑，从属于政治史的同盟会研究也随之趋于低落；三是“范式”问题的瓶颈制约，以前在政治史框架中同盟会研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如何突破这种框架，进行研究范式的创新，一时尚未寻求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研究范式缺乏创新和突破，使这一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和新鲜感相对淡薄，因而对新生代学者相对缺乏吸引力。

　　正是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同盟会这颗“老树”很难开出“新花”，产生“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学术累积效应。同盟会研究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过程中能否有所突破，掀起一轮新的高潮，还需拭目以待。

　　二 百年中国同盟会研究之主要学术问题

　　如果作一个粗略的梳理，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同盟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众多有关同盟会的著述基本都持“联合说”，认为同盟会是各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不过，其中有些细微差别，有人认为同盟会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共同联合而成，有人认为是以这三团体为主的还包括日知会等各革命团体的联合，“同盟会之组织……为各种革命组织之大联合”。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