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8)

　　在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同盟会进行研究之外，还可借鉴其他理论来进行研究。比如现代化理论，虽已有人研究了同盟会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角色和意义，认为同盟会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扮演过关键性的角色，其创立民国符合政治现代化民族国家的价值标准，平均地权更涵有社会现代化的普遍原则，(69)但有关同盟会是如何促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是如何迈出民主共和第一步的？对我国民主共和历程有何意义？作为晚清民初这一传统到现代的关键转折时期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是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等问题之研究，现代化理论仍有用武之地。再比如，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也有利于研究同盟会的各种社会资本在其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效用，从而深入探寻同盟会组织构建和革命活动成败的制度性根因，可研究同盟会与其他党团的关系，比如各地商会、教育会、中国国民总会等，以及同盟会内外的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通过梳理其人脉而深究其性质。此外，虽然有人已经用心理学理论研究了孙中山、宋教仁等人物的心态，但还可继续用社会群体心理学理论研究同盟会人物的群体心理、社会群体对同盟会的看法和反应，等等。

　　视角、理论和方法紧密相连。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有助于视角和理论的拓展。我们认为，如下研究方法在今后同盟会研究应得到加强：一是区域研究方法。近代中国情况复杂，发展不平衡，区域性特点明显，同盟会在不同地区建立了支部，在很多地区都开展了革命活动，对这些支部和革命活动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环境来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二是比较研究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目前只有少数研究把同盟会和兴中会、光复会、共进会、中部总会进行了比较，且主要集中比较它们的组织构成、革命策略等。可以扩大比较的对象与范围，比如，可把同盟会与国内外同期或同水准的党团进行比较，不仅比较它们的纲领、组织结构，还要比较它们的领导人物、思想、具体活动、所处环境等等，不仅要看到它们的“异”，还要分析它们的“同”；三是长时段的整体研究和更趋精细的细化研究相结合，在对同盟会史进行“全幅”把握的同时，深入探究相关具体问题，使得研究更加具体而细致。

　　在做好上述工作，提高理论认识水平和改进研究方法的同时，还应着重加强如下领域的研究：

　　第一，同盟会的社会生态。即同盟会所存在的国内外社会环境。从国内来讲，晚清社会所发生的系列变化，包括清政府的“新政”改革、社会思想的变化、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近代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会党等民间社团组织的变化，对同盟会产生和发展演变有何影响？反过来看，同盟会的产生及治理方式，其纲领和革命战略思想与这些变化是否适宜？从国外来讲，为什么同盟会首先要萌生于海外？海外诸多因素是如何影响同盟会的？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对同盟会有何影响？同盟会生存于海外对国内革命的影响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有待深究的问题。

　　第二，同盟会与中国“国情”。同盟会时期中国的“国情”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传统中国与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逐渐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两方面国情如何制约着同盟会？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对孙中山、章太炎等同盟会革命党人有何影响？同盟会内部分歧分裂有没有传统思想因素的影响？暗杀主义及同盟会的起义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民众反叛行为在思想根源上有何异同？作为近代意义的革命政党能与带有极大封建性的帮会组织进行合作，除了“反满清”之外，还有其他来自中国传统的因素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中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既发展但又发展不充分的现实对同盟会的影响到底如何？同盟会的纲领、组织形式、行动方式等到底是否合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等等。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清末民初的“国情”，开展全面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后才能得出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第三，同盟会与社会思潮。同盟会所存在的七年，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勃发的七年，民族主义、军国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开始在中国社会萌生、兴盛。特别是立宪思潮甚嚣尘上，力主君主立宪的声势甚至压倒了同盟会的革命声音。这些各种各样的主义与同盟会有什么具体联系？是如何影响同盟会的？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对同盟会的分化消亡到底有何影响？等等。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同盟会的思想基础，以及同盟会分化消亡的思想根因。

　　第四，同盟会与社会群体。以往学界主要关注同盟会的重要人物，比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我们建议要进一步深化与同盟会相关的社会群体研究，主要是：领袖集体，一个政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那么，同盟会的领导核心如何？虽然以前我们通过研究单个领导人物，分析到了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但仍有必要对其领袖集体进行群体研究；中下层普通会员群体，这些人是同盟会存在和活动的关键，了解他们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同盟会的阶级基础、基层活动情况，以及同盟会的凝聚力实况；同乡群体，有助于了解同盟会内部的宗派之分；外籍会员群体，特别是日籍会员，要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认识同盟会及中国革命与日本等国的关系；华侨群体，华侨是同盟会的主要资助力量，研究华侨群体，有助于更加了解同盟会的海外活动和经费来源，以及在海外与立宪派的争斗；对手群体，包括“满清”贵胄、汉族官僚、立宪派(包括力主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官僚、绅商)、北洋集团、湖北集团，等等，研究同盟会的对手及其与同盟会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从对立面认识同盟会。此外，同盟会虽在1912年消亡了，但同盟会人却大量存在，搞清楚同盟会人这个群体的人生走向，也有利于全面认识同盟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同盟会的区域研究。目前，学界主要是关注整体意义上的同盟会，而对同盟会的分会分支多有忽略，只对同盟会南洋支部、南方支部有些研究，对同盟会在京津、东北、陕西、河南、山东的分会有所涉及。同盟会成立时，除了东京本部之外，还计划建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海外支部和国内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在各省成立分会。这些已成立的支部、分会，是同盟会组织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对它们的组织状况、具体活动搞清楚，只有了解了各支部分会的具体情况，才能对整个同盟会有个全面认识。即使是同盟会计划建立的支部分会而未建立，或者建立了但很少开展活动，我们也要探究其中缘故，这也有利于加深对同盟会的认识。

　　第六，同盟会的比较研究。除了把同盟会与同类性质的革命团体进行比较之外，设若把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与预备立宪公会之类的立宪团体做比较，或可有助于了解当时资产阶级政党的全貌，还可把同盟会与早期共产党进行比较，或可更能结合当时社会语境，全面认识这两大不同性质的政党。此外，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本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把同盟会置于世界史范围做某些比较亦是可行的，比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常以法国大革命在东方的传承人自居，那么，同盟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等政党相比较，有何异同？再比如，在亚洲革命风暴中，同盟会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团组织相比较，在纲领、组织和活动方式等方面究竟有何特点？甚至与早期的西方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以加深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认识。上述种种，都有深入比较研究之必要。

　　第七，同盟会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同盟会研究已历经百年，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讲，其本身就已成为了当今同盟会研究的一部分，反映了百年来对同盟会的一种观念认识和历史记忆。梳理这一百年的同盟会学术史，不仅有利于了解人们同盟会记忆的历史变迁，而且通过这一变迁，可管窥时代变化，特别是人们思想不断解放的历程，以及学术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

　　总之，随着视角更为宽广、方法更趋完善、主题更为多样的深入研究，我们有理由期待一部客观、公正、翔实的《中国同盟会史》面世，也有理由期待中国同盟会研究这株老树开出新花，结出新的累累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