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

　　章太炎一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一定程度上说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推翻清政府统治之后，作为领导全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团体或政党，同盟会的使命也相应结束了，诚如吴老的评价：“这两句话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是很合乎事实”①。因此，可以说，辛亥一百年，也就是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史”的一百年。

　　百年同盟会史研究的意义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一则中国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其存在的七年正是“百年锐于千载”、社会多变的七年，在这七年里，它领导了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晚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并在新旧交替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同盟会必然会深入到清末民初政治史、社会史，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则在持续百年的研究中，人们对同盟会的认知和研究，已不单单是学术研究，同时还是一种有关同盟会及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其中既折射了复杂的社会变迁，也蕴含了较为丰富的“思想史”和“观念史”。

　　一 百年中国同盟会研究发展演变之历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同盟会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开始为后人所回忆、记录、研究。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主要是参与了同盟会的诸多人士对同盟会予以回忆式记述，可以分为四部分：一是记述性论文。我们粗略统计有近50篇，如张大义的《辛亥年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张难先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起义》、冯自由的《檀香山兴中会改组同盟会之经过》、贺之才的《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等等；二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著作里有不少篇幅记述同盟会。这类著作我们粗略统计有十多种，如高劳的《辛亥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3)、左舜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1947)，等等；三是关于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政党史的著作因视同盟会为国民党和中国政党的源头，其中有不少关于兴中会、同盟会的记述。这类著作我们粗略统计有二十多种，比如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民智书局或商务印书馆，1929、1938、1944、1947)、杨幼炯的《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6)，等等；四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材论著中有与同盟会相关的篇幅，比如李泰棻编《新编中国近百年史》(商务印书馆，1924)、邢鹏举著《中国近百年史》(上海世界书局，1931)、张健甫著《中国近代史教程》(文化供应社，1943)等。这些记述虽然学术含量不高，但对后人研究同盟会而言，已是较为珍贵的史料。

　　在1949年以前的研究中，“国民党出于偏狭的阶级和政治需要，奉同盟会为正宗，对孙中山及其周围少数追随者多加溢美。由于同盟会头上罩着一顶‘神圣’的光圈，学术争论往往无从展开，研究课题的狭窄、思想深度的缺乏诸病自然在所难免”。②的确，1949年前同盟会往往被视为开创民国的“革命党”，系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同盟会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相关史实的记述和厘清，极少作评价性的论述和分析，更鲜有学术性争论。因此，此时期的同盟会研究很难说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

　　同盟会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当始于1949年后。“新中国史学工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指导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同盟会的历史展开了崭新的研究和探索。严格说来，同盟会研究从这时起才被置于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③早在194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同盟会员吴玉章就写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华北大学教务处，1949)，提出同盟会作为分散的地方性革命团体之联合体为辛亥革命埋下了危机，后在其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中进一步强化其观点。可以说，吴玉章属最早一批研究辛亥革命和同盟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新中国第一篇直接与同盟会相关的论文是荣孟源的《同盟会与辛亥革命》(大公报，1952年10月10日)，随后，同盟会专题研究逐步展开。据粗略统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盟会研究论文有16篇，涉及同盟会的革命宣传、与梁启超改良派的论战、同盟会的性质及其纲领、同盟会成立的意义和作用、同盟会与光复会、共进会的关系、同盟会中部总会、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等方面。这个时期，同盟会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同盟会研究一开始就被纳入了辛亥革命研究视野，作为辛亥革命研究的分支而日益得到重视；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始对同盟会有更为全面、客观的分析，涉及同盟会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如，有人认为，“这个革命联盟是由一些革命团体凑合一起所组成，没有共同统一的理论基础……对于共同提出的政纲及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则因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彼此认识不一致”；④三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开始对同盟会进行阶级性分析，视其为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既肯定同盟会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又重在分析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而且，这种分析开始涉及同盟会的性质、纲领、宣传等诸多方面，使得此时期的同盟会研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四是出现了学术争鸣现象，如，对同盟会中部总会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其成立是一种分裂活动，不利于革命，另一种认为其成立不是分裂活动，有利于长江流域革命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但此后的同盟会研究却并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相反因“左”的思潮的影响，被“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三根大棒打入冷宫。其结果是从1964年到1977年，未见一篇有分量的同盟会研究性论文。直到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同盟会学术研究才得以恢复和发展，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据粗略统计，1978年到2010年共发表了关于同盟会的论文214篇，平均每年近6.5篇，其年份分布如下表：

　　根据上表，纵观此33年间同盟会研究历程，我们基本可以作出两点判断：一是同盟会研究的三大高潮时期分别是1981年和1982年(合计31篇)、1985年和1986年(合计24篇)、2005年和2006年(合计38篇)，实际上就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同盟会成立八十周年和一百周年期间，所以，同盟会研究的繁荣往往与辛亥革命、同盟会若干周年纪念相伴随；二是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同盟会研究总体趋势是式微，只是在2005年和2006年因纪念同盟会一百周年，相继在日本东京、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才出现了一次研究高潮，之后，又进入了相对较冷的状态。港台地区的同盟会研究也大致呈现出类似的发展态势，据粗略统计，港台地区刊发的同盟会研究论文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合计63篇，而其中1970年代至1980年代是高峰期，共发表了41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约65%，同时还出版了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朱浤源著《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5)、郑宪著《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陈孟坚译，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等三部专(译)著。之后，也开始进入相对较冷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