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3)

辛亥革命网 2014-09-26 10:47 来源:《史林》2012年5期 作者:马敏 洪振强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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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后,台湾学者继续强调孙中山和同盟会及其后继者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认为:(1)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具有“全民性”;(2)同盟会是兴中会改组、扩大而成,是以兴中会为中心,加入其他革命力量后建立起来的;(3)各革命力量联合而成的同盟会组织灵活便利,更有利于开展革命。大陆学者在肯定同盟会成立的“大联合”意义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着手分析这个革命联合体所具有的分散性特点,及由此所带来的内部矛盾和对革命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到1980年代中后期,海峡两岸学界对同盟会的认知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港台学者开始分析同盟会的分散性弊端,甚至有人认为同盟会是一个大拼盘,类似于“民主同盟”。⑥而大陆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联合说”,提出了众多新观点,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争鸣。

  金冲及等最先从光复会与同盟会之关系入手,认为光复会并未加入同盟会,从而基本否定了“联合说”。⑦随后桑兵、何泽福、郭汉民等人更是直接否定了“联合说”,认为同盟会是孙中山与全国革命力量,特别是留日革命分子相结合而成立的革命团体,非以往革命团体之联合。⑧

  但在否定“联合说”的同时,学界就孙中山到底是如何组建同盟会的有些分歧。有人认为同盟会组建与兴中会没有任何关系,孙中山没有想到或实际上去联络东京的革命团体,新成立的同盟会是个崭新的革命组织,但亦有人认为同盟会是以兴中会为中心组建起来的,孙中山想过联络各个团体,只是未能实现。学界虽然大多认为同盟会是孙中山为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而不断努力的结果,但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认为孙中山并无明确组党计划,同盟会是革命形势高涨下的“一次意外的成功”,是孙中山根据革命的需要,建立反清革命大同盟的自然结果,黄兴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实,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既与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积极筹划建党有关,也与那个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早在1978年章开沅就认为,同盟会建立有着历史必然性,“它是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孙中山因“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成为了公认的革命领袖,领导创建了同盟会。⑨

  (二)中国同盟会的性质

  最初,无论是创建同盟会的孙中山本人,还是其他同盟会及国民党人,基本都视同盟会为革命党,而非政党,“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⑩

  建国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因为把辛亥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基本把同盟会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一观点至今几乎已成定论。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把同盟会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分析到这一政党的阶级基础及其分化,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分析同盟会的政治立场。

  深入分析到同盟会的阶级状况,学界就有分歧了。毛泽东视同盟会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反清士绅的联合阵线的组织”。(11)吴玉章认为同盟会有着复杂阶级成分,是包含了工农分子、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地主阶级“反满”分子的“松散联盟”,是联合各“反满”力量的“民族联盟”,相当于统一战线组织,(12)这就大大弱化了同盟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意义和影响。1978年时亦有人认为“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13)

  但有人对此表达了不同观点。章开沅同样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政党理论进行分析,明确指出同盟会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其内部,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即急进派,但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没有三派阶级政治力量的分野,但大致有以孙中山、朱执信为代表的左派、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章太炎、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的右派。(14)

  此后,学界基本就没有对同盟会的性质展开讨论了。不过,到2006年,有人表达了与以前大陆学界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同盟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全国各阶级革命群众的联合政党,是国民革命的联盟。(15)但此观点在学界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其实,在港台学界,特别是台湾学界,一直都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全民革命、国民革命,因而认同同盟会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革命组织,是国民革命的大团体,而不认同大陆学界对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认定,更是批评大陆学界对同盟会阶级基础的分析。

  (三)中国同盟会的纲领

  对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台湾学界通常是肯定有加,视其为同盟会“最深远之成就”,同盟会之所以分裂消亡,就是因为有些人放弃了该纲领所体现的三民主义精神。(16)

  在整体定性及评价上,大陆学界也基本认定同盟会纲领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认为它对推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符合时代需求,但它同时又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阶级局限性,缺乏彻底的反帝国主义以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的纲领,缺乏彻底的能广泛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土地纲领,也缺乏描绘革命宏大前途的纲领,因而就难以完全团结革命力量,完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就具体研究而言,主要有三种状况:一是结合同盟会的分歧和分裂来研究同盟会纲领,认为同盟会员虽然都能开展反“满清”革命斗争,但对三民主义缺乏共同认同,导致同盟会内部思想斗争严峻,最终出现分裂。

  二是具体分析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如,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基本是既肯定其反满清的进步意义,富有“反满”、“独立”、“平等”等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需要的核心内容和本质,又批判其缺乏反帝内容,且对封建意识形态批判不够,具有追求民族独立的软弱性,以及资产阶级化的大汉族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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