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6)

　　对同盟会相关人物群体研究，新近有一种视角值得注意，即跳出同盟会会员的限制，分析与同盟会相关联的人物群体。如有人分析了梁启超与同盟会的关系，以此透析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既是政治对手又是同盟者，既彼此排斥又相互影响。同盟会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与保皇会领袖梁启超的保皇、立宪及民初政党政治活动之间，存在一个互动过程，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作为同盟者，他们却各自选择了不同道路；作为政治对手，实际上双方又在不约而同地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共同对付封建主义，并试图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43)

　　有人分析了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与湖北集团、江浙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湖北集团竭力以首义资格争夺长江中游地区革命领导权，且与南京对抗，争夺中央权力，导致共进会与同盟会、湖北军政府与临时政府间的隶属关系名存实亡，同盟会与湖北集团之争，实为向心力与离心力之争。(44)同盟会对两大集团的态度和策略是根据既定政治目标和局势变化而定，但两大集团对同盟会的态度是根据各自利益而定，三者可谓相互利用，相互排斥，同盟会虽力图掌控中央政府，但奈何这两大地方集团势力太强，难以树民主宪政之基。(45)

　　还有人分析了同盟会与北洋集团的关系，认为二者既对立，又有共通之处，武昌起义促使这两支政治力量携手结为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随之，这对盟友围绕临时政府迁都和组阁发生严重分歧，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权势争斗，二者既合作，又斗争，斗争多于合作，对民初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46)

　　(七)武昌起义后的中国同盟会

　　(1)同盟会与武昌起义。国民党正统史学基本认为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发动了武昌起义，同盟会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但内地、香港学界的见解则比较分歧。有的认为同盟会，包括同盟会中部总会对武昌起义的作用十分有限，武昌起义成功主要是湖北革命力量努力的结果；(47)有的强调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作用，认为武昌起义虽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直接推动，但是由同盟会中部总会来领导实现，是其注重长江流域革命发展的结果；(48)也有一种意见肯定孙中山同盟会对武昌起义的作用，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斗争的结果，因为文学社、共进会和同盟会有着极大关系，武昌起义也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导下进行的，且有同盟会会员参加了武昌起义。(49)

　　(2)同盟会的两次改组。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经过了两次改组，第一次是1912年3月，同盟会由秘密政党改组为公开政党，走上议会政治道路，第二次是1912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而成国民党，同盟会作为一个政党遂告消亡，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第一次改组，有人认为改组后的同盟会吸收旧官僚，收起了民族主义旗帜，放弃了“平均地权”主张，使得革命性有所丧失，是一种“倒退”。(50)但也有人认为，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适应了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有利于提高革命党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尽管其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表现了它的退让和妥协，但就其改组之本身及其具体活动而言，则具有进取性和斗争性。(51)对第二次改组，学界大多认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基本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走议会政治道路，是“倒退”。亦有人认为这次改组是情势使然，因为同盟会已严重分裂，不改组就难以适应“政党竞争”，且其目的是想通过议会斗争真正实现民主共和制度，国民党虽革命性有所减弱，但仍是进步的，不能视为“倒退”。(52)

　　(3)关于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内部分歧与消亡。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内部分歧和矛盾依旧，并在新形势下愈演愈烈，经历了整顿、改组、消亡的变化历程。同盟会之所以衰亡，有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之而导致革命党人思想衰退、政治蜕化，使得同盟会出现政见歧异、争权夺利、脱离群众、思想落后、地域观念与宗派思想浓厚等弊端。(53)亦有人认为是由于同盟会高层在革命宗旨上久存分歧，无严格纪律约束，无法起到领导核心作用，甚至部分领导成员腐朽堕落和官僚化，漠视民众，使得同盟会日益丧失了革命性、先进性。(54)对同盟会演化消亡的历程，有人认为是同盟会逐步退化为官僚政治集团的过程，但也有人认为是同盟会“为建设一个完美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的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55)

　　(八)中国同盟会的海内外支部与分会

　　同盟会在海内外有不少分会与支部。在近代，冯自由、邹鲁等人对同盟会分会与支部，特别是海外分会多有回忆记述，这些记述很难说是一种学术研究。据我们有限的查阅，至今学界对各地同盟会分会与支部，包括南方支部、南洋支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不过，对有些海外分会和支部还是有所研究。如，有人研究了在香港的同盟会组织，包括同盟会香港分会和设在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认为同盟会香港分会是由在港兴中会力量发展而来。香港分会在同盟会众多分会中作用最大，甚至超过了东京本部，贡献不可磨灭，其与中部总会是有联系和相互配合的。(56)还有人较详细研究了京津同盟会，认为武昌起义后成立的京津同盟会与其他同盟会分会不同，它是为响应南方革命军而成立，其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之地推翻清室”，它采取联袁反清策略，欲借袁世凯之力推翻清朝，结果促成了南北议和，但袁世凯挟南北双方以图坐利，引起激进的京津同盟会人不满，于是他们联合武学会，发起滦州起义，并实施暗杀行为，这些革命行为加速了帝制覆没，推动了共和政体的建立，对直隶地区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57)

　　(九)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建设活动

　　同盟会是当时最大革命组织和唯一革命政党，它的组织建设活动是“同盟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以往主要集中于考察同盟会的整体组织状况，包括组织人事、财务状况等，如，有人较系统研究了同盟会分支、分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发展组织，及发动起义的人事组织状况。(58)也有人研究到了同盟会的财务困难状况，认为其原因是“除华侨之外，同盟会没有找到其他更为广大的支持革命的力量，特别是忽视了颇具经济实力的国内民族资产阶级”。(59)

　　最近有人从政党政治学角度研究同盟会组织建设，认为同盟会不是“政党本身含义上的那种政治党派”，存在着明显的组织缺陷，组织联系十分薄弱，其“功能”是畸形的，孙中山等人重军事、行政而轻党务的倾向明显抑制了党权的彰显。这极大地影响了同盟会结构的稳定和功能的发挥。(60)亦有人考察了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演变脉络，认为同盟会从组织建构上讲为中国民主制度做了艰难探索，但在实际运行中并“未能落实‘章程’规定的民主领导体制，基本实行的是领袖集权体制”。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是在构建民主领导体制。(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