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7)

　　旧三民主义进为新三民主义，不用说，就象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鼓吹共和制那样，也并非轻而易举。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陈炯明等内外夹攻，孙中山在广州处境十分险恶。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右派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一九二三年十月，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谭平山、邓泽如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制等为候补委员，负责筹备改组工作。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联名上书，反对联合共产党，说这是共产党人的大阴谋。十二月初，孙中山亲自批复说：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请鲍（罗廷）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民权主义发端于选举，若因噎废食，岂不自反其主义乎？若怕流弊，则当人人竭力奋斗，不可放责任。……”“种种方法有不善者，自当随时改良，方期进步。吾党自革命以后，则日日退步，必有其故，则不图进步改良也”①[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不久国民党改组了。右派又造出种种调言，施加破坏。孙中山发表《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回答他们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革命青年发起研究社会主义，这应当是“吾党欢迎而引为同调”的。“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相，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在前年陈炯明叛变，本党经一度顿挫后，彼等认为共同革命，非有极大之结合，事不克举，故欣然同趋一致，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新旧分子之别。在党言党，唯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②[《国父全集》，第一册，888-889页。]右派进攻，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还击，说明实行三大政策，变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斗争是激烈的。

　　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在这两个方面，孙中山的特定地位，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因为爱国主义是与以前的人所共有的，民主主义是他所创始的。不止这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本来采自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当他把旧三民主义变为新三民主义的时候，开始尖锐抨击西方民权主义的虚伪性，如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里讲的那样。在《民权主义》和其他讲演中，他反复申述：中国实行民主，仿效外国，“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令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导师”①[①《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动。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至于政治理论，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图所讲的共和政体，至今还有研究的价值，还在被应用，根本上没有大变。“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象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②[②同上。]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多年，没有进步。法国现在实行的民权，还不如从前革命时所实行的。美国、法国政治机器依然有很多缺点，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人民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还要再起革命吗？”③[《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时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注意。他说，欧美到了“代议政体”，就算止境。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人民独裁”政体，材料很少，不能知其究竟。“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①[《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俄国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要知中国革命成功将来的情形，便可以看俄国现在的情形②[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四卷本），第三卷（讲演·丁），第55-56页。]。从倾心西方民权制度到赞赏“人民独裁”，形成了孙中山这位大革命家对待民主问题的显著特色。确定他的特定历史地位，必须分辨出这个特色。

　　“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榜样，不足为我们的导师”；“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还要再起革命吗？”孙中山这些话何其警醒！它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讲的，今天仍有意义，足以发人深思。

　　宋庆龄在《回忆孙中山》一文中写道：“从孙中山四十年的革命实践看起来，他在晚年的伟大转变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在若干原则上达到基本上的一致。因为他感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了。所以在他的遗嘱里，提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她在《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又写道：“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这个论述极其深刻。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发展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四十年革命斗争所达到的光辉顶点。

　　台湾国民党不久以前开十二大，当局扬言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也害怕正视历史。他们口中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么?中国共产党早已把它付诸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站在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前列。“耕者有其田”，消除“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私人资本，已全部变为现实，而且远远超过了孙中山的理想。他们指的是由蒋介石加以伪释、与孙中山真释相反的反共反人民的假三民主义么?蒋介石掌握政权二十二年，全部事实，都说明它只会使中国大分裂，亡国惨祸临头，与统一背道而驰。第一，头一个十年，双重内战，国无宁日。一重内战，是“围剿”工农红军，血洗半个中国。再一重内战，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连绵不绝。一九三六年，王芸生写过一篇长文，叫《十年观潮记》，内容详实，可以查看。第二，抗日战争八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是有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战场，中国不止半壁河山，就要被日本军阀“统一”过去了。第三，“戡乱”四年，空前大屠杀。美国代替日本，中国很大一部分权利，又被新的主子“统一”过去了。第四，逃出神州大陆，困守台湾海岛，直到没世。蒋介石竭尽毕生之力“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结果如何?这就是它的全部。多亏外国的庇护，他们才在台湾暂时保留了一块自己也知道不过厚颜说说而已的“反攻复国”基地。现在又重新弹起老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救中国，难道蒋介石那种彻底破产了的假三民主义还能骗得了任何有起码常识的人，还能帮助他们起死回生吗?历史过去了，就不会再来了。唐人李商隐的诗：“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台湾当局的话，除了要阻碍祖国统一，不顾民族大义，实在只剩下了蝴蝶入梦，杜宇悲春的意思。识时务者为俊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才是正大光明之路。

　　民主主义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和弱点。论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不是要简单地抱着崇敬的心情去一味歌颂，讲上多少个巍巍乎，荡荡乎。当然也不应当反过来夸张消极面，说得似乎一无是处。越是把他放在实际矛盾中加以剖析，越能显示其固有的地位和作用。他始终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立场，不愿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世界。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景仰、同情，也有因涉猎甚浅而发出的非难、讥评。军政、训政的主张，权与能分开的主张等，都不幸为国民党右派建立独裁统治，镇压人民所利用。西方一些论著上说他思想缺乏深度，在实际斗争中常常表现出实用主义，妥协，不坚定，也并非无稽之谈。中国共产党人对那种妥协性，当时就有过善意的、严肃的批评。但是，即使把所有那些加在一起，也绝不足以掩盖他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光辉。建立共和政体，实现国共合作，这两大业绩，任何人为其中之一作出决定性贡献，就又幸福，又光荣，足以为举世所尊崇。现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加倍难能可贵。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是永久不朽的。

　　（原载《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孙中山研究论文集》